第八章（第14/17页）

所以我选择这个专业，就是想把优势平均分给萨丽娅这样的人，用我的手术刀，一刀一刀地去纠正这任意造就的不公，对一种我发现可耻的世界秩序做出微小的反抗，活在这样的秩序下，一次狗咬，便可夺走一个小女孩的未来，让她遭到遗弃，成为歧视的对象。

至少我是这样告诉自己的。我想，还有别的理由让我选择了整形外科。比如说钱，声望，社会地位。若说我仅仅因为萨丽娅才做出这样的选择，那就过于简单——这想法也许可爱——也有点儿过于按部就班和四平八稳了。如果说我在喀布尔学到了什么，那就是人类的行为是混乱的，不可预测的，与方便的对称性毫不相关。可是，我也在选择怎样的生活模式、我的人生故事如何成形的信念中发现了安慰，就像暗房中的一张照片，故事将慢慢显现，来确证我一直想在自己身上看到的善。这个故事支撑着我。

我有一半时间在雅典行医，去皱纹，提眉毛，拉下巴，重做蹩脚的鼻子。另一半时间我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飞到世界各地，去中美洲、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南亚和远东，为孩子们工作，修复唇腭裂，去除面部肿瘤，修补面部损伤。在雅典的工作远远谈不上满足，但报酬高，可以让我在做志愿工作的时候，负担得起几个星期、几个月的花销。

后来，2002年初，我在办公室接到了一个电话，是个我认识的女人打来的。她叫阿姆·阿德莫维奇，是个波斯尼亚护士。几年前，我和她在伦敦开会时相识，共度了一个周末，有了乐事，我们都认为此事不足挂齿，但仍然保持着联系，偶尔也在社交场合见面。她说她现在为喀布尔的一家非营利组织工作，他们正在寻找一位整形医师，为儿童做手术，处理唇裂、弹片和子弹造成的面部损伤，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我当场就答应了。我打算待上三个月。我是2002年春末去的。我再也没回来。

萨丽娅在渡口接我。她扎了绿色的羊毛围巾，穿着暗玫瑰色的厚外套，里面是开襟羊毛衫和牛仔裤。这段日子她把头发留长了，从中间分开，披落到肩膀上。她头发全白了，正是这一特征——而不是那残缺的下半张脸——触动了我，让我见到她的时候吓了一跳。我并非对此感到惊诧；萨丽娅三十五六岁的时候就开始长白头发，只过了十年，便已满头棉花般的白发了。我知道我也变了，顽强隆起的大肚皮，毅然后退的发际线，但是一个人自己的身体衰退是逐渐进行的，阴险而难以察觉。看到萨丽娅满头白发，就像见了惊心动魄的证据，知道她怎样不可逆转、无法规避地迈向老年，而联想起来，我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

“你会冻着的。”她说着，紧了紧脖子上的围巾。这是一月，临近晌午，阴着天，灰蒙蒙的。一阵冷风吹过，枯叶在树上哗哗作响。

“想挨冻，得去喀布尔。”我说，提起了行李箱。

“随便你，大夫。公共汽车还是步行？你来选。”

“咱们散散步吧。”我说。

我们向北走，穿过蒂诺斯城。内港里停泊着帆船和游艇。小亭子里卖着明信片和圆领衫。咖啡馆外，人们坐在小圆桌边，喝咖啡，读报纸，下象棋。服务员们摆放着午饭用的银色餐具。再过一两个钟头，烧鱼的味道就该从厨房里飘荡而出了。

萨丽娅兴致勃勃地讲起了故事，开发商要在蒂诺斯城南部新建一片白色的别墅，可以远眺米科诺斯岛和爱琴海。这些房子主要是给旅游者和有钱的暑期房客住的，他们从九十年代便开始络绎不绝。她说这片别墅会带一个室外游泳池，还有一个健身中心。

多年以来，她一直给我写电子邮件，为我记录下重塑蒂诺斯的这些变化。带有卫星天线、可以拨号上网的海滨酒店，夜总会、酒吧、小酒馆，为游客服务的餐馆和商店，出租车，公共汽车，人潮，躺在海滩上的半裸的外国女人。如今的农民已经不骑驴了，他们开上了小卡车——最起码那些留下来的人是这样。大部分农民很久以前就离开了，不过，现在有些人也在回迁，回到岛上安度晚年。

“奥蒂一点儿也不高兴。”萨丽娅说，她指的是这种变革。她也给我写过这些，写老岛民们的怀疑，他们对新来者，对随之涌入的改变满腹疑惑。

“你好像不介意变化。”我说。

“抱怨不可避免的东西无济于事。”她说。接着又道：“奥蒂会说：‘行了，早知道你会这样讲，萨丽娅，你又不是在这儿生的。’”她哈哈大笑，响亮而开怀。“本以为在蒂诺斯住了四十年，怎么着也有这资格了。没想到现在我才搞明白。”

萨丽娅也变了。尽管她穿着冬衣，我还是能看出她屁股厚了，长胖了——不是肥胖，是干胖。如今她带着一种开心的自嘲，一种顽皮的揶揄，就像她评价我的时候那样，搞得我每次都怀疑，她发现了我做的事有点儿蠢。她眼中明亮的目光，这种开怀的大笑，两颊上不落的红晕——总体的印象是，一个农民的媳妇。一个顶梁柱般的女人，外表上大大咧咧，嘻嘻哈哈，却透着一股子朝气蓬勃的威信和强悍，由不得你傻乎乎地加以质疑。

“生意怎么样？”我问，“你还在工作吗？”

“偶尔有。”萨丽娅说，“你知道这世道。”我们一起摇了摇头。在喀布尔，我一直在看新闻，知道这一轮又一轮的紧缩措施。我在CNN上看到，希腊青年朝议会外的警察扔石头，而警察们穿着防暴衣，发射催泪瓦斯，挥舞着警棍。

萨丽娅做的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生意。数字时代到来之前，她基本上是个女师傅。她去别人家里，给电视机焊功率晶体管，给旧的真空管收音机换信号电容器。人家把她叫去，修理出毛病的冰箱恒温控制器，封好渗漏的水管。老百姓凭自己的能力给她付钱。如果人家付不起，那她无论如何也会把活干了。我不是真需要这钱。她说，我把干活当成玩游戏。拆东西，看看里面怎么运转，仍然让我觉得兴奋。这段日子，她如同一个自开自支的独女计算机服务部。她知道的所有东西都是自学来的。她只收些名义上的费用，帮人家排除电脑故障，修改IP设置，解决程序瘫痪和运行缓慢的问题，替人升级，处理启动失败。我曾不止一次从喀布尔打电话给她，焦急地求她帮忙，因为我的IBM死了机。

走到我母亲的房子，我们在外面待了一会儿，站在院子里那棵老橄榄树下。我看到了妈妈最近那些狂乱工作的成果——重新粉刷过的墙，只搭了一半的鸽子房，一块木板上放着把锤子，还有一个敞开的钉子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