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第十三章

每年一进入农历六月，从小暑到大暑这一段时光，是农村中活路最为繁忙的季节。在这些日子里，庄稼人常常累得连腰也直不起来。所有的秋田要连着锄几遍草，同时还要施关键性一次肥料。如果错过节令，一年的劳苦就算是白费了。马上就要立秋，那时百草结籽，收成好坏已成定局，想弥补点什么都来不及了。

孙少安和父亲一块起早贪黑把两家的秋田锄了三遍草，施足了肥料，就又赶到罐子村帮助兰花去锄完了她家的地。

立秋之前，庄稼活总算松懈了下来。孙少安就象在拳击场上打完了最后一个回合，已经丧失尽了力气。

但是，更重大的事情正急待他马上行动，他要立即开始扩建他的砖场——这要求他付出更大的力气才行。

从大动农开始到现在，他的砖场就偃旗息鼓了。往日双水村南头听了叫人心乱的喧嚣声已停歇多时。

这一段，村民们的目光都移到了北头田海民夫妇的养鱼场。海民的养鱼场看起来一切都顺利，春天投放的鱼苗已长了几寸长，活泼的鱼儿不时跃上水面吹气吐泡，每天吸引许多人前去看稀罕。刘玉升关于这里要出“鱼精”的预言，至今还没什么迹象，村民们渐渐也忘掉了这种鬼话。相反，这海民夫妻作为双水村的新能人，已经在东拉河流域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可以料想，他们的名声还会更响亮。

但双水村的许多人仍然对孙少安的砖场抱有最大的期持。人人皆知，少安是暂时“熄火”，一旦他重新发动起来，就会象雷声一般轰响。更重要的是，少安的事业将不再只是他个人的，而与村中的许多人都有关系，大伙已经在前一队长那里得到许诺，只要他的砖场扩大了，他们就可以去那里干活，赚几个他们急需要的钱。

现在，那些得到许诺的无能庄稼人，都眼巴巴地盼望村子南头再一次响起轰隆隆的机器声。当初，这声音听起来叫人感到刺耳。这阵儿，大伙可是迫切地想听见这非同凡响的声音哩！

少安，少安，你何时才能让大伙眉开眼笑？

孙少安完全能理解这些村民的焦急心情。现在，人们把仅有一点化肥全部撒到了秋田中，而白露前后就要种麦子，所需要的化肥钱还没有着落。他们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了他的砖场上。

可是，要扩建砖场又谈何容易！

这需要一大笔钱，他卖掉现有设备，加上手头那点积蓄，只能凑个五六千元。而仅买一台４００型制砖机就需要九千元——连同运费和提货花费的盘缠，少说也得一万。另外，扩建烧砖窑和添置相应的设备，没有五六千元就别想投入生产。

粗粗一算，他至少也得到银行贷一万块钱的款。不容易啊！

但孙少安既然雄心已定，对他未来的事业就不会犹豫踌躇。

秋田里的大忙乱一结束，他就拖着两条疲惫不堪的腿四处跑开了。经过一番艰难机巧的讨价还价，他把原来那台小型制砖机卖给了石圪节新开张的砖瓦厂。这台制砖机原价五千左右，他卖了四千五百元。机器他已用了一两年，这个卖价已经相当不错。

接着，孙少安就心急火燎去找他的同学刘根民。

根民现在是石圪节乡乡长，手中握有大权。老同学对他的支持一如既往。不过，他有点遗撼地说：“你来得太迟了！前不久，省上的山区建设委员会发放了一批无息有偿投资贷款，现在都已经被人贷光。你只能通过农业银行贷机械设备款月息九厘六。”

当然，这么大数字的款项，乡信用社无权批准，得要上报县农业银行。根民说他可以给周文龙县长挂个电话，让周县长在县农行通融一下。

这样，孙少安返回村子，就找到管公章的田海民，让他给乡信用社写一份贷款申请。海民说他不会写。少安只好和他一块凑合着，总算写成一份“申请书”——申请

石圪节信用社：

我村村民孙少安，在村上建有一座砖场，由于设备陈旧，产量低，经济效益差，今年准备增修设备，提高产量，因资金周转困难，特向贵社申请代（贷）款壹万元，希望解决为盼！

此致敬礼！

双水村村民委员会（盖章）

孙少安拿着这份贷款申请书又返回石圪节。乡信用社的信贷员告诉他，刘乡长已给他打过招呼，因为他们虽然没按规定去他那里调查，就写好了可行性报告。当然，这要上报县农业银行。县农行批复后，其中九千元机器款和另外的运费将转帐结算，不准提现金，钱会直接汇到河南巩县。他可以提剩下的几百元现金作为零用钱。按往常，县农行的审批少说也得半月二十天。

“这太慢了！”少安着急地叫道。

但没有办法，他只能回村去耐下心等待。

可是刚过三天，石圪节的信贷员就跑来说，他申请的贷款县农行已经批复了。信贷员惊讶地对少安说：自他当信贷员以来，县农行还没有这么快就批复这么大宗的贷款！

孙少安心里明白，是根民给周县长打了电话，才如此迅速地解决了他的问题。现在这社会，即是办正事，也得走旁门拐道！

这样一来，他就得立刻动身到河南巩县去提货了。临走前，秀莲连夜为他出远门而打点行装。

到河南去！这对少安来说，也是一次非同寻常的经历。在此之前，他最远只到过黄原。现在，他将不仅走州过县，还要通过本省省城，到外省去办一宗大事。过去，都是河南人到他们这带来做生意；而现在，黄原人也要涉足那个漂泊者们的故乡去了。

中国的大变革使各省的人都变成了不安生的“河南人”。如今，汽车、火车、轮船、飞机，客员急骤暴满，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各地的个体户生意人。最有趣的是，大多数火车卧铺的软席都被这些腰里别着大把人民币的生意人占据了。瞧吧，这些人穿着粗劣的西装，脖项里挽着结死蛇一般皱巴巴的领带，操着醋溜普通话，蹬着脏皮鞋，理直气壮地踏进了铺红地毯的软卧房间；而把许多身份优越的老干部挤到了拥挤不堪的硬卧车箱。干部有权，但权力有限。人民币魔力无边，只要肯出高价，二道贩子手里有的是软铺票。至于软铺票如何流入二道贩子手中，普通人只有想象的权力，以后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一九八七年，铁道部才不得不发了一个专门文件予以限制——因为铁路上连外宾的软卧都不能保障了。

一九八二年夏天从黄原山区出发的孙少安，还没有这种气派。他仍然属于贫困地区那些痛苦创业者的行列。他的装束在石圪节一带农民中间就算是很“现代”了，其实仍然是一副土包子模样。他身上装着一点有限的钱，勉强可以去河南打个来回。当然，他已经远远不是杰出的柳青所描写的那种五十年代的创业者形象，到外地办事还背着家里的馍，孙少安甚至很有气魄地在个体商贩那里买了两条高价“红塔山”牌香烟，以备一路上应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