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仙
1.
船民们当年是准备把慧仙送到岸上去的,捡到一分钱,也应该缴公,何况是个孩子。船到五福,船队的一群女人簇拥着孙喜明,牵着慧仙去找五福镇的政府。五福镇上那时也很乱,街上到处都是受灾的灾民,随地搭了窝棚吃喝拉撒,星罗棋布的窝棚把政府的办公用房淹没了。他们好不容易在一个旧土地庙里找到了民政科,人家一句话就打了回票,说,孩子哪儿捡的,送到哪儿去处理,我们这儿也很忙,管不了油坊镇的事。他们只好抱着慧仙离开旧土地庙,边走边嘀咕,要是交个皮夹子给他们,他们就不计较是哪儿捡的了,哪儿捡的他们都收,一条人命不如一个皮夹子嘛。
几天后向阳船队返航,船队还没有靠上油坊镇码头,孙喜明女人就跑到船尾,用衣襟蒙着脸呜呜地哭起来。春生的母亲问她为什么哭,她指了指岸上,指了指慧仙的身影,说,舍不得,舍不得呀,孩子跟我睡了这么多天,夜里天天搂着我叫妈妈呀,我不哭一下,胸口堵得慌!这次与小女孩的告别要隆重许多,船民们纷纷往她的口袋里塞东西,塞一只鸡蛋,塞一块手绢,或者塞一把瓜子,这是表示他们的一点心意。孙喜明的女人给慧仙头上戴了朵红花,胸口也别了一朵,德盛女人给慧仙面颊上涂了红红的胭脂,嘴唇上抹了口红,看上去她们不是送她去岸上,像是送她去参加一场盛大的演出。
第一次送孩子没送成功,这次孙喜明谨慎了,他来到七号船上,隔着舷窗说服我父亲一起去送孩子。库书记你做过那么多年的干部,懂政策,说话有水平,你一定要上去一趟。孙喜明说,不是我麻烦你,怪这孩子来得不明不白,怎么说也说不清,我怕说错话遭冤枉,岸上的人嫌我们船上孩子多,污蔑我们拐孩子呢。
那是谣言。我父亲说,凡是有人的地方,都有谣言的。
这次让他们抓了把柄,就不是谣言了。孙喜明说,库书记你一定要出面,帮我们把事情说清楚。孩子我们抱着,我们出力你出嘴,你只管反映情况,行不行?
不行,我早已不是书记了,说什么也没人听。我父亲坚定地摇头,他说,不是我不帮你忙,孙队长你知道我的苦衷的,我发过誓的,这辈子再也不上岸啦。
我就是不明白,你发这个誓干什么?孙喜明嘟囔着,眼睛下意识朝我父亲的裤裆部位瞄了一眼,隔着舷窗,两个人的目光撞在一起,孙喜明知道自己犯忌了,目光慌忙跳起来,热切地看着我父亲的脸,老库你这是赌的什么气?跟谁赌的气?我看你是跟自己赌气!他说,赌那么大一口气,自己吃苦头嘛——你就算是一条鱼,涨水还要跳到岸上去呢;你就算是船上的一根缆绳,靠岸还要拴在岸上呢。库书记你是一个大活人呀,当真一辈子不上岸了?
父亲说,老孙呀,我不是鱼,也不是缆绳,我也不是赌气。老孙你不理解我的,我现在习惯了船上,一上岸头就晕,我不能上岸啦。
那是晕岸!孙喜明立刻叫起来,库书记,那是你自找的麻烦呀,谁让你一年四季不肯下船呢?人在岸上住惯了,上船要晕,人要是老窝在船上不上岸,一样要晕岸的。
父亲说,是啊,老孙,我晕岸晕得厉害,上不了岸啦。
晕岸要治的,多上岸几次就不晕了。孙喜明眨巴着眼睛与我父亲周旋,软磨不行,他心生一计,语气强硬起来,库书记你也是船队的人嘛,这小女孩的事是集体的事,你是我们船队的秀才,集体的事情你不能不管,一点小毛病不能克服一下?你要是晕岸了,我来背你行不行?
父亲突然板起了面孔,毕竟当过多年的领导,面对一个原则问题,他一下摘掉了谦虚谨慎的面具,啪的一声,他怒冲冲地拉上了舷窗,对着窗外喊道,孙喜明你算老几?指挥起我来了?你当我死了,我一辈子不上岸!
我对父亲的态度很意外。孙喜明也愣怔在舷板上了,过了一会儿,他讪讪地对我说,怪我言语怠慢了他,你爹丢了乌纱帽,官架子还在呢,上船这么多年,我第一次看他发脾气,有意思。我哪里敢指挥他呢?看来让他上一次岸,非要毛主席他老人家下最高指示呢。孙喜明是聪明人,没有再纠缠我父亲,他的思路很固执,退而求其次,瞄上了我,要不东亮你跟着去吧,虽说你说话不中听,文化水平倒还不错的,找政府少不了要填写材料,兴许你能派上什么用场呢。
我消极地瞥了他一眼,说,我能派什么用场?你没听见岸上的人都叫我空屁?你们信任我,岸上的人不信任我。
孙喜明说,什么信任不信任的?我们又不是让你去说话,是让你去写字的。
我有点犹豫,指着舷窗对孙喜明使了个眼色,你问他,让不让我去?
孙喜明敲了敲窗子,库书记你不去我也不强求了,让东亮陪着去一趟,行不行?
舱里静了一会儿,传来我父亲的声音,他那文化水平,你们相信他?又静了一下,父亲说,他去不去,随便他。
孙喜明疑惑地追问道,随便是让你去,还是不让你去?
我说,随便的意思你不懂?随便就是让我去了。
那天我在衬衣的口袋上插了一支钢笔,怕钢笔漏水,耽误大事,我还额外准备了一支圆珠笔。船民们在驳岸上集合以后,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又回流到油坊镇码头。我看见慧仙骑坐在德盛的肩膀上,小脸被妇女们画得浓妆艳抹,她兴高采烈,嘴里吸溜着一根棒棒糖。我知道她为什么这样高兴,都怪王六指的女人非要跟着我们的队伍,跟就跟了,她还非要拍着慧仙的脚,嘴里好大喜功地欢呼,我们上岸去啰,找妈妈去啰。
大水退去过后,油坊镇的每一寸土地原形毕露,到处是废墟和土堆,到处是红旗和人群,在一种忙乱的热火朝天的气氛里,东风八号显示了一项大工程特有的宏伟气魄,你怎么也看不清楚,这工程到底是干什么的。我们一上岸就迷路了。驳岸上看不见路,整个码头都被挖开了,远看很像一块块水田,近看像电影里的一条条战壕,有人在地下战斗,有人在地上战斗。各支突击队的旗帜插在四面八方,船民的队伍却在漫天红旗下寸步难行。孙喜明让我去问路,我拉着一个推烂泥车的小伙子问哪里有路,他反问我是哪一个突击队的,我说我们不是突击队,我们要到镇上去送一个孩子。他打量了一下船民的队伍,脸上露出不加掩饰的轻蔑表情,马上要大会战了,你们还送什么孩子?他说,没有路到镇上去了,你们要去镇上,愿意怎么走就怎么走,走不了就飞过去吧。地上地下都是人,我就是问不到路。我的身边有一面旗帜迎风飘扬,旗帜上“向阳花突击队”几个大字让我思想开了一会儿小差,向阳花总是让我想起母亲,她会不会参加了这个突击队?我爬到高处向地沟里瞭望,没看见母亲的身影,她不在沟里。高音喇叭里有个女声在读一封表扬信,表扬一个昏倒在工地上的民工,说他昏倒了爬起来,挖,又昏倒,又爬起来,挖。我站在驳岸上听,不是听内容,是听那女声,是不是母亲的声音呢?不是的,那声音比我母亲年轻脆亮,却不及我母亲饱含深情。我母亲不在喇叭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她权威性的革命的声音,已经被一个陌生的年轻姑娘替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