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拾伍章

从法律的角度说，毛杰的案子还没有结。如果仅仅是没有结的话，那还算不上什么，问题的关键是，这案子搞来搞去搞到现在，看样子像是结不了啦！

毛病全都出在法庭上。

在公安局进行预审的时候，毛杰就矢口否认对他进行贩毒活动的指控，一口咬定他只是替家里给一个开小店的亲戚送东西。他声称他送的东西仅仅是茶叶，到了船上碰上了他过去的女朋友，那女朋友让他把一只挺沉的帆布箱帮忙拎到岸上去，一上岸他就被捉，一打开箱子才知道里面原来是毒品。按照毛杰的这个说法，他不仅没有罪，不仅是无辜的，而且，简直就是被公安陷害的。

问题是现在法院都实行司法公开，独立判案了，法院只按法院的原则判，谁说什么都不顶事。法院的原则是什么？——事实是根据，法律是准绳。事实是什么？——法律上的所谓事实就是：证据。

毛杰的母亲在庭审中的供词，决定性地救了她儿子的命。她在铁证如山的情况下没做任何招架便承认了她和被击毙的丈夫从事的贩毒勾当，但她表示她的儿子毛杰绝不知情。她说那天她和丈夫都生了病，才让毛杰到乌泉去取货。她只告诉毛杰找一个拿帆布箱的人，然后把旅行包交给他，把帆布箱拿回来，如此而已。她这个说法在情理上是成立的，用她自己的话说，我们自己干就干了，干什么让孩子冒这个险！在审毛杰母亲的时候，毛杰是作为证人出庭的。在法庭的质证之下，毛杰最后承认了他母亲的说法。他母亲把这事一口咬住了，明摆着是拼死保他！在法庭上，面对腿伤尚未痊愈还一瘸一拐的母亲，在母亲一再大声强调儿子完全不知情时，毛杰就哭了。然后他认同了这个供词。

法官面对毛杰的哭泣，沉默了片刻，问道：“你原来不是说是一个女的让你帮忙把那个帆布箱拎到岸上去的吗？到底是那个女的让你帮忙拎到岸上去的，还是被告人梁凤芝（毛杰的母亲）让你把那只帆布箱带回来的？”

毛杰泣不成声，他知道母亲的用意，他也知道如果他承认这帆布箱是他母亲要的他母亲就完了。他抬头看着被告席上他的母亲，他的母亲也看着他。母亲那张面孔看上去死板着，没有一点表情。审判长又厉声问了一遍，毛杰的声音全哑了，但他终于做出了以下的证词，他的证词不仅开脱了自己，同时也肯定了母亲的死罪。

“是，是我妈妈叫我把那个帆布箱带回来的……”

“你知道那帆布箱里装了什么东西吗？”审判长问。

“知道。”毛杰还有些哽咽。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是我上岸的时候被抓住以后知道的。”

“是怎么知道的？”

“是警察说的。”

“警察怎么跟你说的？”

“警察说箱子里装的全是白粉。”

对毛杰母亲的审判进展得比较顺利，法庭在进行了充分的庭审调查和简单的辩论之后，宣判被告死刑，立即执行。宣判毛杰母亲死刑时毛杰不在庭上，但这个结果他在前一天出庭作证时就应该想到了。

接下来对毛杰的审判就比较麻烦了，虽然毛杰手执一箱毒品被当场擒获，但认定他犯罪的证据并不铁定。毛杰的拒不认罪和他母亲的关于毛杰并不知情的供词，控方在证据上无法推翻，在这种情况下法庭自然不能硬判有罪。休庭时法院向检察院和公安局通报了这个形势，请公安局看看是否可以找到新的证据来支持对毛杰的起诉，否则，从法律上讲，只能宣布无罪，或者由检察院自己主动撤诉。主动撤诉对检察院来说，比由法庭宣告无罪面子上好看一点。

检察院说：也好，那我们主动撤诉，以证据不足为理由，发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

公安方面连忙叫停，希望法院先别急着判无罪，希望检察院也别急着撤诉。公安局法制办的同志说：容我们再研究研究，看看还能不能找到什么突破口再说。

当天，公安局内部经过一番紧张研究，决定由潘队长连夜赶到广屏。第二天潘队长便找到了安心婆婆的家，连看望安心母子，带说这件事情。当然，主要还是说这件事情。

老潘说：“我记得你说过你和毛杰在船上交货的时候还聊了几句，毛杰让你以后别再干这种贩毒的事了，他说这种事不是女孩子干的，你还记得他说的这些话吗？”

安心说：“记得呀，好像他就是这么说的。那时候船快要到岸了，周围人都挤着下船，我们也不可能说得太多，话也不可能说得太明。”

老潘说：“这就够了，这就证明他和你交接手上的东西时，完全知道他自己在干什么！”

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潘队长，还有队里的其他一些人，陆陆续续地向安心讲述了毛杰的母亲在法庭上为毛杰开脱掩护的情形。安心听着，想象那个场面，不免怦然心跳。当然，她也懂得，他们贩毒运毒，罪在不赦，但从母子之情以死相救的单纯角度，确实让安心的心里震动了一下。

潘队长对安心说：“我们已经和检察院、法院都讲好了，大后天继续开庭。毛杰拘押的时间已经不短了，所以大后天，要么判了他，要么放了他，法院方面表示不好再拖了。所以你最迟后天就得赶回南德去，我们还要和你一起再仔细研究准备一下。大后天，你要作为检方的证人，出庭作证。孩子你离开几天行吗？不行你就带着他。”

安心一下子愣了。她明白她一直想要躲避的事情，不但躲不过，而且还不偏不正地落在她的头上了。她愣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老潘说：“你如果有困难，希望你无论如何要克服一下，好不好？”

安心躲开了老潘焦灼的目光，低头结巴了一句：“哦，没，没有。”

那天在铁军母亲带着孩子扫墓回家之前，潘队长就走了，他乘坐中午的火车赶回南德去了。在老潘走后的第三天一早，安心按照命令，也乘坐中午的火车返回南德。关于她回南德的原由，她没有跟铁军和婆婆说得过于具体，只说队里要她回去一趟，过去有个案子是她经手的，有些情况要回去交待一下。因为这件事涉及的对象是毛杰，所以她不想跟铁军母子说得那么详细。

路上，她脑子里反复想这件事，这件事让她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沉重的心情。尽管，她知道，她是一名警察，作为一个在诱捕现场执行任务的警察，到法庭上去证明罪犯有罪是她的职责。但是，就本心而言，她确实不愿由她本人站到法庭上去面对自己昔日的朋友。她是问过老潘的，毛杰如果被证实有罪，能判多少年？老潘说：应该是死刑吧。其实不用问她也清楚，她在公安专科学校上学时做过班里的法律课代表，毕业后又在缉毒大队干了那么长时间，那帆布箱里有多少克海洛因她是知道的，多少克海洛因该判多少年刑她也是知道的，就凭毛杰从她手里接过那个帆布箱子这一件事，如果被认定是参与了贩运毒品的话，他有九个脑袋也不够砍的。也许是因为安心从一开始就跟老潘说过她和毛杰之间已经什么也没有，她说过她对毛杰从来没有产生过真正的感情，所以老潘才这样毫无顾忌地、实事求是地、就事论事地、轻松地，说了“死刑”两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