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卷 第五十三章

何顺问：我们是来干革命的吗？我们是来偷奶皮子的吗

何顺不满意章洋的阴阴森森、嘀嘀咕咕

期待更多的坦荡与公开

人们往往把毛泽东思想比作天上的太阳，指路的明灯，海船上的罗盘。这些譬喻生动地说明了正确的思想、真理对于人类有多么重要，多么珍贵；人们为了获得一个正确的认识，又往往要经过严重的斗争，付出巨大的代价，走不少的弯路。不要一味地怨恨这些斗争，代价和弯路吧，只有受过谬误的折磨的人才会如此地热爱和接受真理；正像只有受过严冬的考验的百灵鸟，才会那样热情动听地歌唱春光。

尹中信捧读着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文件一次又一次地流下了热泪。这些日子，特别在县里开会受到批评以后，他心里有许多疙瘩，有的简直是叫人透不过气来的死结。现在，一些结子已经解开了，身躯舒展了。原来，他无法理解为什么有的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抓阶级斗争这样庄重甚至是神圣的旗号下面，却干着颠倒黑白，使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有些事一眼看去简直荒谬绝伦，把空谈说成是革命，把肆无忌惮的诽谤说成是积极进步，把好人说成是四不清的地头蛇，把没有任何理由打倒他们的现实改变成非打倒他们不可的根据，把真正的面目可疑的奸贼视为盟友，把二流子视为骨干，把臆想的图景当作实有的事物，把装腔作势、咋咋呼呼当作领导魄力，把危言耸听、哗众取宠当作高明……短短两个月，搞得天怒人怨，一塌糊涂。而他尹中信，不过是讲了几句平易近人的、完全没有超出常识的道理：关于要分别不同情况，从实际出发，要相信干部和群众的大多数，遇事要和群众商量以及诸如此类的，结果，就被指斥为“右倾”……

现在呢，文件下来了，清楚、明快，像一阵清风，吹开了挡在眼前的迷雾。怎么领导说了一些明白的话就当真明白得无以复加了呢？怎么突然就一句一句都说到尹中信的心坎里了呢？怎么忽地一下子大家都不再梦呓了，而怎么有时候硬是说得头晕脑涨，找不着北呢？多年的工作经验和眼前的运动实际告诉尹中信，某种含糊的、不确定的、似是而非的提法，已经和将要造成多少混乱！已经和将要怎样地扩大打击面，伤害好人！用“四不清”三个字几乎囊括了全部农村干部，而在这种唐吉诃德式的“战斗”中，真正的阶级敌人，真正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代理人将可以浑水摸鱼，坐收渔利。可惜，解放以来，尽管有许多老革命家不断努力与防范纠正，仍然不知有多少假冒革命、经不起推敲的伪提法在报刊和工作中出现；一惊一乍，此伏彼起，电闪雷鸣，混淆视听！

……尹中信看了一上午，中午饭后，他又逐字逐句地仔细阅读，记着笔记，画着红线，时而惊叹，时而点头，时而微笑。他比平常多吸了几支烟，他的呼吸缓慢而又深沉。他完全钻到中央文件里去了。正像某些不学无术的“官儿”不懂得新发展的科学和文化一样，也颇有一些鼠目寸光的庸人不懂得尊重党的文件和指示，他们认为，左右不过是老生常谈罢了。然而，正如音乐家可以从漫游在五条水平线上的无数蛤蟆蝌蚪中听到雄壮威武的交响乐，建筑师可以从平面图、 剖面图、俯视图上看到巍然矗立的高楼大厦，数学家可以从数字符号和图形中理解人类的理性和智慧的伟大和奇妙一样，像尹中信这样的领导干部，他们钻研的是另一种学问，是“治国”“平天下”的学问，是政治思想工作的学问，是领导的艺术。他们从党的文件和各项规定、从貌似平凡的条文中，他们看到的是城乡数亿人民的心愿，看到的是阶级的事业，是有远见与预见的领导，是社会主义的雄伟步伐；是那种在政治上，政策上失之毫厘就会差之千里的敏锐性和严格性；是改造旧生活、建立新世界的革命实践的全部壮丽和全部艰难；他们还从这些条文上，闻出了阶级斗争、党的路线斗争与思想斗争的硝烟……

晚上，赛里木来了。他是代表县委和县社教工作团来传达和宣讲文件的。吃过晚饭，他拉着尹中信去散步，在这样冷的天气散步，是尹中信没有想到过的。但他还是穿上大衣走了出去，赛里木兴致特别高，给尹中信讲一九六三年他在爱国大队蹲点时的情况，讲那一场大雨，讲包廷贵如何被人从乌鲁木齐押送回来。尹中信也想给他说说这个大队最近的一些情况，却不敢张口，一张嘴，刺人的冷气就会冲到胸腔和肠肚里。经过几株不大的杨树的时候，赛里木像孩子一样地摇了摇树干，扑簌扑簌，积雪落了他和尹中信一头一脸一身，赛里木哈哈大笑起来，他紧了紧扎在棉衣外面的宽皮带，告诉尹中信，两个月来，他被剥夺了参加县委工作的权力，尽管并没有发现他有什么问题，也没有对他进行过什么“批判”，但就是不叫他工作。只是由于“文件”的发布，才开始恢复了县委和他的工作。现在，县委和工作组的领导人，分别到各公社搞“文件”的传达贯彻去了。

在这个公社的全体社教干部会议上，赛里木传达讲解了“文件”。他的讲话很明确也很实际，他讲到县里发行的《四清通讯》上有一些提法是与文件背道而驰的。通过这个讲话，实际上等于给尹中信“平”了“反”。

赛里木和尹中信参加了爱国大队社教干部的学习讨论。社教干部怀着极大的兴趣和对于本村本队的爱心热烈发言。谁也没想到，沉默寡言，表情不丰富的锡伯族干部何顺，竟提了那样尖锐的意见。他说：

“……几个月来，我们神神经经、鬼鬼祟祟，我们是来干革命吗？我们是来偷奶皮子的吗？如果是干革命，为什么不能大大方方地搞？社员说好的，我们偏说坏，社员说坏的，我们偏说好，是我们的脾气特别古怪吗？我就不明白，如果广大农村全部是由比地主还坏的四不清干部统治着的话，哪里来的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呢？哪里来的大好形势呢？前几年敌对力量搞颠覆我们为什么没有垮呢……现在，有了‘文件’，我们再不用憋着气、受着罪、糊里糊涂地跟着跑了……我希望上级检查总结一下我们大队、特别是我们生产队的工作。”

何顺说话的时候眼睛看着脚尖，一字一字地拉长了声音说话，他的四声也发得比较平板。过去，因为这，章洋觉得他是个白痴，今天，这几句话却使章洋感到自己是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人打了一个耳光。章洋立刻面红耳赤地跳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