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罕达之路（第2/2页）

两个多月前，当我与妻子商量着举行这次婚礼的时候，她对我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那就是，我不能向她打听有关她的任何事情。我想，既然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干吗还要结婚呢？我知道，她并不是随便说说的。她做什么事情都显得一丝不苟，谈不上什么幽默感。当然，这并不是说她本人缺乏这种幽默感，而是其中别有隐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除了她的姓名之外，我对于她的其他情况暂时还没有什么概念。甚至，就连她的名字，也不能说是十拿九稳。因为她曾自愿向我透露，她曾先后三次去户籍管理部门要求更换姓名——就好像一个人的名字与他的生活或运气真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似的。“我们都不是上帝，”她这样对我说，“有些事情我们知道得越少越好，除非你想自讨苦吃。对于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你基本上可以将它看作没有发生，或者说，根本不存在。”我没有对她的这番话表示赞同，但也没有提出反驳。我这样附和她：“事件自有它的命运，结局无非不了了之。”她认为我表达了与她相同的意思，只不过说法有些玄奥。

现在，门廊边的情形与半个小时之前并无很大不同。他们谈着话，显得很亲热，也很节制。

只是两位侍者为了避免偷听私人谈话的嫌疑而稍稍挪动了一下位置。其中的一位还用充满同情的目光意味深长地打量着我，她似乎在对我说：“拒绝看到真相，并不意味着总能稳操胜券。”

由于这个人的出现，婚礼的仪式被推迟了。客人们大都显得很有耐心。主持仪式的那位同事依旧在不慌不忙地检查着麦克风的线路，只是出于某种习惯，他才偶尔抬腕看一下自己的手表。

过不多久，那位不速之客终于想到要离开这里了。我的妻子加快了说话的频率，同时不安地回头飞快地瞥了我一眼。那人将那束枯干的花递给我的妻子，然后将一只手搭在她的肩上。我环顾了一下宴会大厅，盘算着到底有多少人目睹了刚才的情景。当然，即便所有人都看到这一举动，那也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他告辞了。我的妻子将他送到了楼下。

这年冬天，这个城市一直在下雪。街道两侧的马路上堆满了肮脏的积雪。一辆接着一辆的电车从街面上驶过，在缆线上划出火花。电车过后腾出了渣打银行的旧址，一名报贩正在叫卖当天的《南方周末》。

我的妻子抱着那束枯萎的花束回到大厅，挟带着一股冰雪的凉意。她的脸被风吹得红扑扑的。婚礼接着就开始了。我们交换了戒指。

“他干吗要送来一束枯花？”我问她。那时，我们已经送走了所有的客人，回到了大学的寓所，我的妻子正打算将那束花插到窗台上的一只白色长颈瓶中。

“这是干花，比普通的鲜花保存得更久，”她向我解释道，“制作这样的花束需要耗费许多复杂的工序。”

“就像把茶叶烘干……”

“你要这样说也可以，”她说，“不过，脱水的方法也许并不完全一样。”

过了一会儿，她又对我说，“我怎么觉得它一开始就是枯萎的，就像人一样，他生下来就已经衰老了。你来看看，它的果实还是鲜红的，只有寒霜能使它变得这样红……”

我打开了电视机。整整一个晚上，她都在侍弄着这束花。我看了一场西班牙足球联赛，又看了一会儿文化专题新闻。一个德国行为艺术家用布匹包裹位于柏林的帝国大厦。阿姆斯特丹的一场露天音乐会。德彪西的《大海》。在世界各主要城市天气预报之后，我关掉了电视。

我来到妻子的身边。她正在书桌的灯下翻看一本地图册。她问我知不知道罕达这个地方。

我告诉她我从未听说。“不过，听上去它容易使人联想到阿拉伯的清真寺。”随后，我问她打算什么时候上床睡觉。

“任何时候都可以。只要你愿意。”她心烦意乱地对我说。

我在床上躺了下来。有很长时间没有睡着。那束干花就搁在窗台下，隔着一层纱帘，它显得影影绰绰的。我又想起了婚礼上的情景。

“其实，你本可以将他留下来，我们一起喝一杯……”

“你说什么？”妻子冷冷地瞪着我。

“我是说，婚宴上的那个人。你或许可以介绍我们认识一下。”

“他可不这么想。他赶了两天两夜的火车。他说他只想找个地方躺下来好好睡上一觉。”

“他千里迢迢地来到这里，难道就是为了给你送来一些干瘪的花儿？”

我的妻子这时好像突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她坚决地合上了地图册，脸上的轮廓也渐渐清晰起来。她首先把一只茶杯扔在了通往阳台的门上，然后将脑后的发髻松开，让头发披在肩上。她一字一顿地对我说：

“你不要逼我。逼急了，我就把什么都说出来。”

我这时才看清，她的眼里早已噙满了泪水。

隐秘

我的妻子离开了我。她去了南方。后来她来过一封信，向我表达了谨慎的歉意。这封信是从罕达寄出的。从邮戳的字迹来判断，它靠近湖南省的株洲，不过，这并不等于说，她现在一定在株洲。

唯有这束花充当了婚姻的见证。它日复一日地向我重复着一段隐秘的意图，恍若一个冗长的争议。凭着它幽香四溢的踪迹，我想起了从前的日子。它没有什么特别。甚至，一天与另一天从未显示出应有的区分。

很久以后，我接受了植物学家的提议，拜访了市精神治疗中心的一位大夫。她听完了我的故事，引用了一段卡夫卡博士的名言，阐述了她的建议：“对于我们完全占有的东西，你只能扔掉它。”

我扔掉了它，并很快从花店买来了一束鲜花。

现在，它就插在白色的长颈瓶中，搁在窗台上，在十一月的艳阳之下，显得生机勃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