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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清也曾经考虑过雇一位保姆来侍候这个老人。她最终放弃了这个念头是因为她对目前的治安状况已不抱信心。医院里的同事整天都在谈论着一些耸人听闻的恶性案件：保姆将孩子贩卖到外地，或者干脆将他们勒毙，把房中的金钱、首饰席卷一空，而无法带走的电视机则被泡在澡盆里……张清决定忍辱负重。她用缝纫机替公公扎了一块塑料尿布，垫在他的身下，这样她就无需每天更换床单了。她时常从药房里带回一些消毒药水，用以驱散房内萦绕不散的那股恶臭。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老人对媳妇的操劳心揣感激。他一心盘算着怎样使自己日益衰竭的生命延续下去。他每天早晨七点钟喝下一杯参汤，十点半吃一根香蕉。十二点的午餐包括一只煎鸡蛋，两片面包，两块火腿肉，还有一碟拌黄瓜。所有这些物品均由张清事先备好，放在公公伸手能及的地方。老人下午一般不吃东西，到了六点半，他就要拉屎了。

张清通常每天去公公的房中两次：送进食物，取走尿布、夜壶和痰盂。当然，她还得忍受韦科长那些没完没了的絮絮叨叨，听他一遍遍讲述那只军用水壶是怎样被一粒子弹射穿的。有一次，韦科长居然谈到了眼下颇为流行的安乐死，这使张清激动得直打哆嗦。假如公公有志于此，她将随时提供必要的协助。不过，韦科长只是随便说说而已。他认为人的正常寿命应该是一百四十岁。“在英国的约克郡，一位钟表匠常年卧病在床，人人都觉得他快不行了，谁知道，他最小的一个孙子病故后，钟表匠又活了四年……”

老人说，这则报道登在最近一期的《健康之友》上。“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对生活失去信心。总有一天，科学将向人证明：人本来是不会死去的……”韦科长握住媳妇的手久久忘了松开。

在昏暗的灯光下，张清戴着一副大口罩，以一个标准护士的姿势替她的公公擦拭身体。她轻轻地脱下老人的白色短裤，一时觉得有些无从下手。由于口罩的遮掩，她脸上的表情被保护得很好。她也许是嫌恶的，也许对眼下的这种情景早已习以为常。老人一动不动地看着她，目光中始终有一种怂恿或鼓励的意味，仿佛在对她说：“小张，大胆一点，再大胆一点……我们都是唯物主义者……”

为了消除这种多少有点尴尬的气氛，老人再次提起了战争年月的往事。一九四六年东北的四平战役，他亲眼看见林彪流下了眼泪；一九四七年的沧州会战，他左臂为一枚流弹击中，在担架上结识了一位漂亮的护士……不过她并不是韦利的母亲。韦科长与后来的妻子相遇，则是在两年后的通什，他们一同在五指山的椰树林中剿匪……当老人讲到朝鲜战争时，叙述中明显地夹杂了一丝快活的哼哼声。

张清用草纸小心翼翼地替他擦去了大腿内侧的屎迹，然后是肛门和腹股沟。他真像一头猪，将屎弄得到处都是，无论张清怎样小心，她的手指都无法避开那段耷拉着的羞物。它曾经被用来取乐，如今已是一副垂头丧气的模样。她将它拨向左边，它就倒向左边。张清将它来回拨弄了一番，很快就将他身体上的污迹擦干净了。

张清正准备替老人换上干净的内裤，眼前的情景几乎使她惊呆了。她看见那段盲肠似的物件正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迅速肿胀。考虑到他此时的年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至少，它超越了教科书上对于海绵体充血的最大年龄限度，她几乎是带着一种好奇心端详着它，看着它像一门正在校正位置的大炮昂然挺立，顷刻间变得面目狰狞。与此同时，老人的哼哼声更加执著了。

据医院的护理专家们说，病人或老人都具有很强的依赖性。你在某一天偶尔搀扶了他一把，他就有理由从此赖在椅子上不起来；你由于无法忍受的臭味替他擦了一回身体，它就会成为一个固定的节目。让张清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韦科长不需要任何器械的帮助，能用牙齿撬开一听鱼子酱罐头，却照例让张清去替他擦屁股，扶他（实际上是搂抱着他）去浴室洗澡……假如张清拒绝这样做，他就用恶臭来对付她（他可以强迫自己吃上两只洋葱）。散发出某种气味的确是他的权利，也是制伏张清的一种手段。

对于韦科长来说，他如此频繁地让儿媳妇替自己擦身，从未觉得有何不宜。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两条理由使自己安下心来。第一，张清是一名医生，常人视为隐秘的东西在医生的眼中早已司空见惯。第二，他是一个老人加病人，性别问题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或敏感，只要建议她戴上一只橡皮手套（这样，他们的皮肤即可避免真正的接触），他就一劳永逸地卸下了所有的道德负担。

可是张清却不这么看。种种迹象显示，她与公公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带有残酷的对抗色彩。在她与韦科长暗里进行的这场较量中，老人自始至终都占据着有利的地位。他常常向张清谈起约克郡的那位钟表匠，并暗示说，看上去要死的人并不一定死得那么快……假如韦科长活到一百四十岁，她也已经是九十岁的老人了。“那时要是我们去教堂结婚，就不会有人在乎是否乱伦……”

这当然是韦科长蹩脚的玩笑。他什么话都敢说。反正他已经老了，无所谓了。

在等候丈夫回国的这个炎热的夏季，张清渐渐觉察到了一种深重的罪孽感。在阒寂无人的傍晚，她在替公公擦身的时候已不再觉得厌恶。事实上，没有什么障碍是不能拆除的。张清想得越远，她的心就越乱，任凭她怎样设想韦利在阿姆斯特丹的妓院中与异族女人鬼混，它也丝毫不能抵消自己肉体和心灵的双重罪孽。她无法不朝那儿多看一眼。由此看来，我们基本上可以这样说，张清是一个诚实的女人，也许还是一个纯洁的女人。她似乎有充分的理由盼着公公的早死。

夏末的一天，张清兴高采烈地去医院上班，同事们看到她喜气洋洋的神情，都以为她的丈夫已经或将要回国了。药房的两个划价员搂着张清的肩膀一刻不停地与她开玩笑。其中的一位直言不讳地问张清：你和韦利一个晚上最多可以干几次？

“就一次。”张清笑着回答说。

“不太可能吧？”一位年龄稍大的妇女朝她眨了眨眼睛。她猜测说，按照韦利那么强健的体魄，一个晚上七次应该是不成问题。在同事的戏谑声中，张清的脸上掠过一缕阴郁的浮云，因为她的丈夫现在也许还远在赤道以南呢。

她们又说了些别的，彼此交换了一些不便启齿的闺房隐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