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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平生越发寡言。被哥哥们揶揄，楼里又多了个哑巴。他荒闷至极，开始学习组装半导体收音机。问物理系借来打印教材，满城搜购低价处理零件。大半月后，组装出一台矿石收音机。自制的线圈和分线器，搜不到几家电台，只能用耳机收听。旬余，组装出第二台。花了一块八毛钱，买来检波二极管，替代方铅矿。第三台是四管来复式的，安了扬声器，能接收苏联对华广播。杨平生以十五元的价格，悄悄卖给同学。他转手添置了一只万用表。又用石棉、紫铜和线绕电阻，做成电烙铁。爱好渐渐变作生意。

宋梅用邀来倪路得，观赏平生调试收音机，“善太太，你瞧瞧，这手做的东西，比买的还好。小四子就是聪明，读书有读书样，干活有干活样。以后做了工人，也是先进劳模。”平生听了，忽然推倒收音机，转身往外走。战生恰好进门，与他撞了一肩，啊哟道：“出啥事了，老是发脾气，难道我们都欠他吗。”未几，杨平生折返回来，收拾线路图、电子元件和替换衣物。

宋梅用问：“刚刚回家，又去学校吗？”杨平生不答，甩门出去，奔过街口，跳上公交车。烦懑与哀痛，在他胸腔中交替起伏。宋梅用说得没错。运动再搞下去，杨平生确实只能当工人。他嫌弃工人，更憎恶工宣队。工人念书不好，出身欠佳，考不上大学，现在反来“再教育”大学生。甫一进校，就骂学生，“一不会做工，二不会种田，三不会打仗”。上铺室友不服，翻捡出两年前《人民日报》社论，裁了赞扬红卫兵的段落，抄成大字报，贴在校门口。工宣队批斗他，“用资产阶级反动政客的观点来看待文化大革命”。

家里的工人们也粗鄙。毛头整日拧着脸，仿佛随时准备跟人干架；战生动辄骂“我×那个娘”，喜欢嘎嘎嘎地笑，听起来像一只鸭子；欢生最爱揩油了，这里摸摸，那里看看，随时准备顺手捞走一点啥。小妹杨爱华偏偏喜欢盲目崇拜，买来帆布工作服，用肥皂水浸得褪了色，再配上小喇叭口裤子，裹个拉毛围脖，俨然向工人阶级靠拢了。

唯有佘恩宠不同。这个大家少爷，书读得多，英文说得好，不也沦为工人。区区杨平生，苏北娘姨家儿子，又算什么呢。佘恩宠平时面无表情，走路垂了头，看人时眼神跳跃。杨平生想起那日去找他，见他坐在缝纫机前。电灯光将鼻子、眼窝、颧骨的阴影，杂乱贴在他脸上。面孔移动，阴影偏转，看似变幻不定的面具。

那样的佘恩宠，在想什么呢，哀叹命运吗，他是否和自己一样，满脑袋炸药似的念头。杨平生忽听有人高喊“毛主席万岁”，透过车窗玻璃，见一队红卫兵从路边大列列过来。转视车内，发现乘客比刚上车时多，有两个男乘客挨在他的座椅旁，看起来都有一张告密者的脸。杨平生颔了首，抱住书包，越缩越紧，仿佛要把脑袋缩进身体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