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与影

一

二○○一年年底，我重返阔别十三年的故乡。飞机降落时，万家灯火涌进舷窗，滴溜溜儿转。我着实吃了一惊：北京就像一个被放大了的灯光足球场。那是隆冬的晚上。出了海关，三个陌生人举着“赵先生”牌子迎候我。他们高矮胖瘦不一，却彼此相像，在弧光灯反衬下，有如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影子。欢迎仪式简短而沉默，直到坐进一辆黑色轿车，他们才开始说话，很难分辨是客套还是威胁，灯光如潮让我分神。

在儿时，北京的夜晚很暗很暗，比如今至少暗一百倍。举个例子：我家邻居郑方龙住两居室单元，共有三盏日光灯：客厅八瓦，卧室三瓦，厕所和厨房共用三瓦（挂在毗邻的小窗上）。也就是说，当全家过年或豁出去不过日子的话，总耗电量才不过十四瓦，还没如今那时髦穿衣镜环形灯泡中的一个亮。

这在三不老胡同1号或许是个极端的例子，可就全北京而言，恐怕远低于这个水平。我的同学往往全家一间屋一盏灯，由家长实行“灯火管制”。一拉灯，那功课怎么办？少废话，明儿再说。

灯泡一般都不带灯罩，昏黄柔润，罩有一圈神秘的光晕，抹掉黑暗的众多细节，突出某个高光点。那时的女孩儿不化妆不打扮，反而特别美，肯定与这灯光有关。日光灯的出现是一种灾难，夺目刺眼，铺天盖地，无遮无拦。正如养鸡场夜间照明为了让母鸡多下蛋一样，日光灯创造的是白天的假象，人不下蛋，就更不得安宁，心烦意乱。可惜了的是美人不再，那脸光板铁青，怎么涂脂抹粉也没用。其实受害最深的还是孩子，在日光灯下，他们无处躲藏，失去想象的空间，过早迈向野蛮的广场。

据我们物理老师说，当人进入黑暗，短短几分钟内视力可增至二十万倍。看来黑暗让人洞若观火。灯火本来是人类进化的标志之一，但这进化一旦过了头，反而成了睁眼瞎。想当年，我们就像狼一样目光敏锐，迅速调节聚焦：刷——看到火光，刷——看到羊群，刷——看到无比美好的母狼。

要说当年“四眼儿”多，除了灯光条件，更主要是与学习态度有关。那时同学争论中胜方最有力的论证是，农村黑灯瞎火，怎么倒没几个“四眼儿”？尽管学校提供晚自习室（包括空间与充足的灯光）　，可挡不住靠时间差出人头地的，更挡不住在正统知识外看闲书的，如一凡，钻被窝用手电筒读《红楼梦》，早早加入“四眼儿”的行列。

当年北京路灯少，很多胡同根本没路灯，即使有，也相隔三五十米，只能照亮路灯跟前那点儿地盘。大人常用“拍花子”来吓唬我们。所谓“拍花子”，指的是用迷魂药绑架拐卖孩子。这故事本身就是迷魂药，让多少孩子困惑，谁也说不清细节，比如用什么玩意儿在脑袋上一拍，孩子就自动跟坏人走了？要有这先进武器，台湾不是早就解放了？没准儿是解放前某个犯罪案例，在口头传说中添油加醋，顺着历史的胡同一直延伸到我的童年。

对夜行人来说，路灯与其是为了照亮，倒不如说为了壮胆。他一边骑车一边哼下流小调，叮当按铃。一旦某个路灯憋了，或被孩子用弹弓打碎，他就慌了，开骂，捎上祖宗八代。

路灯少，出门得自备车灯。五十年代末骑车还有用纸灯笼的，有侯宝林的相声《夜行记》为证。那时大多数用的是方形手电式车灯，插在车把当中。再高级的是磨电灯，即用贴在瓦圈上的小磙子发电。由于车速不均，车灯忽明忽暗。那可是北京夜里的一景。

五十年代末，长安街竖起了现代化集束路灯。华灯初上，走在长安街上特别自豪，心明眼亮，似乎一眼就能望见共产主义。相形之下，胡同灯光更加暗淡。一离开那康庄大道，就又迷失在北京胡同无边的迷宫中。

我自幼和弟弟妹妹玩影子游戏，两手交叉，借灯光在墙上变幻成各种动物，或弱小或凶猛，追逐厮杀。后来谁也不愿意扮兔子。弱肉强食，连影子游戏背后都有权力意志，操纵者自以为是万物的主宰。

对孩子来说，黑暗的最大好处就是捉迷藏。一旦退到灯光区域外，到处可藏身，尤其犄角旮旯。刚搬进三不老胡同1号，院里还有假山，奇形怪状的太湖石夜里瘆人，说什么像什么。那是捉迷藏的好去处。捉、藏双方都肝儿颤——谁能保证不撞上郑和或那帮丫环的幽灵呢？听那带颤音的呼唤就透着心虚：“早看见你丫啦，别装蒜，快出来吧——”待冷不丁背后一声尖叫，全都一身鸡皮疙瘩。

讲故事也得趁黑，特别是鬼故事。老人给孩子讲，孩子们相互讲。在一个不信神的国度，用鬼来吓孩子吓自己实在有利于道统。上初中时，毛主席号召讲不怕鬼的故事，让人一时蒙了。首先这世上胆儿大的不多，再说不怕鬼多了个阐释的麻烦：先得证明鬼的存在，才能证明鬼并不可怕。

“文革”期间，我们白天闹革命，夜里大讲鬼故事，似乎鬼和革命并不矛盾。我住四中学生宿舍。先关灯，用口技配乐烘托气氛。到关键处，有人顺手推倒护床板或扔出破脸盆。在特技效果的攻势下，那些自称胆儿大的没一个经得住考验。

日光灯自七十年代初广泛应用，让北京一下亮堂了，连鬼都不再显灵了。幸好经常停电。一停电，家家户户点上蜡烛，那是对消失的童年生活的一种追忆与悼念。

二

醒来，天花板被大雪的反光照亮。暖气掀动窗帘，其后模糊的窗框随光流移动，如缓缓行进的列车，把我带向远方。我赖在床上，直到父母催促才起来。

大雪是城市的幻象，像一面自我审视的镜子。很快这镜子就支离破碎了，转瞬间，到处是泥泞。上学路上，我披着棉猴儿，抄起一把湿漉漉的雪，攥成雪球，往胡同口那棵老槐树扔去。可惜没击中。冲进教室，上课铃声响了。教室窗户又像列车驶离站台，不断加速。室内幽暗，老师的身影转动，粉笔末儿飞扬，那些黑板上的数字出现又消失。老师突然扬起教鞭，指着我喊道：“嗨，问你哪，听见了吗？”

随下课的铃声，春天到了。房檐吸附过多的水分，由白变黑；天空弯下来，被无数枝头染绿；蜜蜂牵动着阳光，嗡嗡作响；女孩儿奔跑中的影子如风筝，谁也抓不到那线头；柳絮纷纷扬扬，让人心烦。我开始写作文，先抄刘白羽的《红玛瑙集》，再抄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刘白羽写道，他在莫斯科上空的飞机上看日出。这段显然是不能抄的。我纳闷：为什么莫斯科？我溜达到后海看日落。哪儿来的什么红玛瑙？落日就像一块两分钱的水果糖。几只燕子在湖面翻飞，西山层叠起伏。波浪油亮，泛起一层腥臭的白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