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每年夏天，孔林都回到鹅庄同妻子淑玉离婚。他们一起跑了好多趟吴家镇的法院，但是当法官问淑玉是否愿意离婚时，她总是在最后关头改了主意。年复一年，他们到吴家镇去离婚，每次都拿着同一张结婚证回来。那是二十年前县结婚登记处发给的结婚证。

孔林在木基市的一所部队医院当医生。今年夏天，医院领导又给他新开了一封建议离婚的介绍信。孔林拿着这封信回乡探亲，打算再一次领妻子到法院，结束他们的婚姻。探亲前，孔林对在医院的女朋友吴曼娜保证，这次他一定要让淑玉在同意离婚后不再反悔。

孔林是干部，每年有十二天的假期。回一趟乡下要在两个镇上换火车、倒汽车，来回路上就要用去两天，他在家里只能待十天。今年休假前，他曾盘算，回了家会有足够的时间实行他的计划。现在，一个星期过去了，他对妻子一个字也没提离婚的事。每次话到嘴边，又想咽到第二天再说。

他们家的土坯房二十年没变样，茅草屋顶，四间正房，三扇朝南的方窗，窗框漆成天蓝色。孔林站在院子里，面向南墙，翻弄着他晒在柴火垛上几本发霉的书。他想：不用说，淑玉根本不知道怎么爱惜这些书。我也用不着它们了，也许该送给侄子们。

他身旁鸡鹅成群，鸡昂头阔步地走着，鹅却摇摇摆摆。几只小鸡崽从围住小菜畦的篱笆缝里钻进钻出。菜畦的木架上爬着豆角和黄瓜，茄子弯得像牛角，壮硕的生菜盖住了垄沟。除了鸡鹅，他妻子还养了两头猪和一只奶羊。菜畦的西头是猪圈，肥猪在里面哼个不停。起出的圈肥堆在猪圈墙边，等着用车拉到自家地里。地头有个化粪池，猪圈肥要在里面高温焐上两个月，再撒到地里。空气中飘荡着猪饲料中酒糟冒出的味道。孔林别的不讨厌，就是受不了这股酸味。淑玉在做饭，灶屋传来风箱的喘息。孔林家院子南头，榆树和桦树的伞盖遮住了隔壁人家的茅草泥瓦屋顶，从那边不时传来邻家的狗吠声。

翻弄完书，孔林走出前面的院墙。院墙有一米高，墙头粘满酸枣刺的枝丫。他一只手拿着他在高中时用过的卷了边的俄语字典。他无事可干，坐在自家的磨盘上，翻着这本老旧的字典。他还记得几个俄语单词，想用它们造一两个短句，却想不起准确变格的语法规则。没办法，他只好任由字典待在腿上，纸页在微风中抖动。他抬眼看着远处的田间，村民们在锄土豆。地太广阔了，村民们把一杆红旗插在田地的中央，谁先到那里就可以喘口气。孔林被这景象迷住了，但是他十六岁就离开村子到吴家镇上高中，不知道怎么干农活。

路上出现一辆牛车，上面高高垛着成捆的谷子秸，随着牛车左右摇晃。拉套的是头小母牛，后腿有点瘸。孔林看见女儿孔华和另外一位姑娘坐在车顶上，快被蓬松的谷秸埋起来了。两个女孩子又唱又笑。赶车的把式是个老头，头戴蓝哔叽帽子，嘴里咬着烟袋，用短鞭轻戳驾辕小公牛的屁股。牛车的两只包了铁皮的轮子在坑坑洼洼的路上发出有节奏的吱吱声。

牛车在孔林家的门口停住，孔华扔下一只粗大的麻袋，自己也跳了下来。“杨大叔，谢谢啦。”她冲车把式说了一声，又向车顶上的胖姑娘招招手说：“晚上见。”然后她开始掸掉粘在上衣和裤子上的草刺儿。

老头和胖姑娘都看见了孔林，冲他笑笑，但没说话。孔林模煳地记得这位车把式是谁，但是不知道那闺女是谁家的。他清楚，他们同他打招呼并没有乡间的亲热劲儿。老头并没有喊：“伙计，咋样啊？”女孩子也没有说声：“大叔，好吗？”孔林想这可能是因为他穿了军装。

“麻袋里装的啥？”他从磨盘上站起来，问女儿。

“桑叶。”她说。

“喂蚕的？”

“嗯。”孔华看起来不太情愿同父亲说话。她在屋后的三只大柳条筐里养了些蚕。

“沉不？”他问。

“不沉。”

“要我帮一把吗？”孔林希望她在进屋前，能同他多说几句话。

“不用，我自己能背。”

她用两只手把大麻袋抡到肩上，一双圆眼睛在爸爸的脸上盯了一会儿，轻快地走开了。他注意到女儿手腕晒脱了皮，露出点点嫩肉。她长得多高多壮啊，一看就是把干农活的好手。

她盯着他看的目光再一次让他不舒服。他不明白她气呼呼的是不是因为他要同她母亲离婚。他觉得这不大可能，因为他今年还没提离婚这件事。想到和自己的女儿有了隔膜，他很不痛快。小时候，她跟他那么好，每次探家，他们经常在一起玩耍。长大了，她变得沉默寡言，同父亲有了距离。现在她甚至多余的话一句也不同他说，最多冲他笑笑。他很困惑：她真的恨他吗？她已经长成大姑娘了，过几年就会出嫁，不再需要自己这个老头了。

事实上，在他这个年纪，孔林看上去相当年轻。他快到五十岁了，外表并不像个中年人。虽然穿了军装，但他看起来更像个地方上的干部，不像个军官。他白白净净，细嫩英俊，笔直的鼻子上架着副黑边眼镜。相比之下，他的妻子淑玉又瘦又小，而且还十分老相，细胳膊细腿的撑不起衣服，穿在身上永远晃晃荡荡。除此之外，她裹着小脚，有时打着黑色的绑腿。她的头发挽成素髻，使脸显得更憔悴。她的嘴唇有些塌陷，但黑眼睛却轻扬灵活，并不难看。无论从哪方面说，这对夫妻都不相配。

“淑玉，咱们唠唠离婚的事儿好吗？”晚饭后，孔林问妻子。孔华刚走，去找朋友复习功课了。她想考哈尔滨的一所技校。

“行啊。”妻子平静地说。

“咱明天上县里？”

“行啊。”

“你总是说‘行啊’，可事后又变卦。咱这次能不变吗？”

她不吱声了。他们从不吵架，她总是听他的。“淑玉，”他继续说，“你知道，我在部队上需要有个家。我一个人日子过得很苦，我不是年轻人了。”

她点点头，没说话。

“你这次能跟法官说你答应离婚吗？”他问。

“行啊。”

屋里又静下来。他十起县里的报纸《乡村建设》，接着看下去，手指轻轻地敲着桌面。

淑玉在给女儿做衣服，用剪子和画粉在裁剪一块黑灯芯绒。从纸煳的房顶上垂下一只二十五瓦的灯泡，两只黄色的蛾子在围着灯泡打转。白墙上，灯绳的影子割开了一张年画。年画上，一个光着身子的胖小子穿着红色肚兜，骑在滚滚波涛中的一条大鲤鱼上。两床叠好的棉被和三个深色的枕头放在铺着席子的炕上，活像几个巨大的面包。村南头水塘里传来蛙叫，蝉鸣穿过纱窗，透进屋来。有人在生产队队部敲钟，召唤社员们去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