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第3/7页）

陈二湖：“小黄，我说一点，如果有这么一台密钥机，对反破译倒是很有好处，但是据我所知，世界上还没有哪一部密码专门为密钥搞过一个装置的。你们听说过密钥机吗？”

黄依依：“那你听说过谁敢偷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吗？”

安在天笑了，说：“只有斯金斯。”

黄依依：“对。正如安副院长说过的，我现在越来越信了，斯金斯偷盗英纳格码机的技术，绝对不仅仅是偷，而是她的智慧，她太诡异多端了，喜欢干超乎常规的事。”

陈二湖：“可是小黄你想过没有，密钥不是密码的本质，它只是几个数字，是密码的一个附属品，是防君子不防小偷的东西，斯金斯会花那么大功夫在这上面做大文章吗？”

黄依依反问道：“为什么不呢？第一，它需要下的功夫其实很小，就这么简单的一个装置，我们的木工师傅都可以造个大概；第二，它产生的价值非常大，可以在几年之内，不重复密钥。这个是很难的，如果他们专门造一张相应的密钥表，这个表要挂满整面墙呢；再说，我基本肯定他们根本不会造密钥表，因为不现实，用起来有后遗症，很难在实际联络中应用。那么如果没有密钥表，仅仅在电文中来设置密钥，受到的局限是很大的，无非就是什么前二组、前三组、后二组、后三组、中一组、中三组等等吧，不可能产生这么大的密钥。第三，这个密钥机的原理是斯金斯本人的。我为什么会猜斯金斯可能会造这么一部密钥机，就是因为她早有这个数学构思。第四，我从斯金斯的诸多著作，包括她的有些作为中分析，斯金斯不是一个太有深度的人，她不是黑洞，但她怪异、狡猾、善变、易躲，是一条变色龙，很善于迷惑人。因为她缺乏深度，她造的密码，在难度可能走不太远，也正因为如此，密码本身的难度有限，她更需要在附属品上，比如密钥上增加难度，以弥补密码本身的缺陷。”

陈二湖转向安在天：“你觉得呢？”

安在天：“黄研究员，我现在假设你这个猜想是正确的，就是对方确实有这么一部密钥机，那么下一步我们就要仿造一部。仿造也是猜想，他们造很容易，但我们仿造就很难，大小、高矮、尺寸等等，稍有偏差都毁之一旦，肯定是‘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当然，这只是数据上的仿造，现在这个数据的演算量有多大？”

黄依依递出一个讲义夹：“演算公式，演算量，我都列好了。”

安在天看了说：“哟，这个演算量很大啊。”

黄依依：“当然大，隔板、托盘、光源，都是活动的，上下动，左右变，演算量自然小不了。”

安在天递给蒋组长：“你看看，这个量大概需要多久才能完成？”

蒋组长：“我们所有人三班倒，起码也要干一个月。”

黄依依始料不及：“这么大的演算量？！”

蒋组长：“我们的人力条件就是这样。”

黄依依感慨道：“要有台计算机就好了。”

陈二湖：“万一猜想不对呢，这个冤枉路就跑得太远了。”

所有人震惊了，包括黄依依，最后都把目光落在安在天的身上。安在天沉默良久，下了决心，说：“如果这个猜想是正确的，我们就等于敲开了破译‘光密’的大门。和这个诱惑比，一个月，值了！”

日历一张一张地被撕去，演算的人员，一拨又一拨地换，演算师的手指飞快地拨动算盘，案台上的纸张在堆高……

最后一天下午，安在天和黄依依都亲自加入了演算行列。演算到了后期，不时有人向台上报数，像股市上的报盘：1234567890……0187654321……2345678901……

蒋组长紧张地说：“最后，把大家的数字统一加减乘除一遍。”

“专人”在众目睽睽之下，开始作最后的演算。安在天和黄依依都紧张到了极限。

“专人”最后发现算出的结果是一个“不尽数”时，自己都吓坏了，愣在那里，不敢报。

蒋组长问：“怎么了？无法报，除不尽，数破了……”

黄依依失控地叫道：“这不可能！你算错了！”

安在天安慰地拍拍她的肩膀，亲自坐下，重打了一遍，他也突然停下了，结果和“专人”一样。

这时，黄依依疯了似的，砸掉了一个算盘，哭着冲出了演算室。

这个令人梦牵魂绕的猜想，这场兴师动众的演算大战，在一个月后，就这样以失败告终了……

天下起了雨。

安在天打着一把黑伞，形单影只，孤独地行走在小路上。

黄依依独自在旷野上坐着，任雨水击打在她身上。突然，有一把伞，撑住了她头上的这片天。

黄依依抬头，看着安在天，说：“对不起，我……太没有理智了。”

安在天笑了，说：“还好，你只是砸了算盘，要不就是砸我了。”

“我让你难堪了。”

“让我们难堪的是斯金斯。”

“这个女魔鬼！我以为……这次我把她逮住了。”

“我也没想到我们会扑空。”

“你下了这么大的决心，如此兴师动众地支持我，结果让人笑话了……”

“没人会笑话，这是破译密码，不是撒网打鱼，天有阴有晴，事有成有败。破译，就是要释读天书，看懂无字之书。在系统内部，把搞密码破译的人叫做‘看风者’，风从眼前拂面而过，你就要抓住它。江南的灵魂和肉体每天在701的院子里徘徊，大家都看得到，也想得到。破译密码虽然不是战场上的刺刀见红，但同样需要白刃一般的付出，鲜血，甚至包括生命在内的牺牲。”

“你是荣辱不惊，拿得起，放得下，可我不行，我做不到。我无法想像我回到破译室去，见到老陈、小查，还有那么多苦战30天的演算员。”

“那是因为你没有我这种经历。”

“听说你从小是孤儿？”

“我小时候，至少10岁之前不是，那时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上海的地下党，父亲也是搞破译的，是上海警备司令部的总破译师。”

“后来呢？”

“我10岁那年，父亲为了送出一份关乎上海地下党生死存亡的情报，牺牲了。”

“你母亲也跟着暴露了？”

“我母亲接受了组织上新的任务，以另外一种身份去了南京，从事危险的地下工作，我不能跟着她，甚至不能认她，组织上把我委托给了铁部长和他的爱人。不到两年，他们的身份也暴露了，不得不离开上海，跟随红军长征去了。我那时才12岁，组织上就把我和一大批像我这样的孩子送去了苏联。而那时候，我母亲已经在南京牺牲了，只是没有人有什么机会告诉我。苏联其实是我的伤心地，我在那里经历了二战，爬过集中营的铁丝网，也亲眼看见纳粹杀人，成批的人在枪声之中像麻雀一样在我身边倒下，堆积。这一次重返苏联，我是回来了，可小雨的生命却永远定格在那片寒冷的土地上。少年丧母，中年丧妻，人生三大不幸，我已经经历了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