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他们曾经有过一个夫妻恩爱、父子同心的家，一个足以令人夸耀称羡的家。

初婚的美妙那般短暂，以至如一阵旋风掠地即过。为了淑贞的康复，为了偿还淑贞康复欠下的债务，岳鹏程来到百里之外的玲珑山矿井。他下到几十米深的山底洞中，冒着冰冷的滴水和犬牙交错的危石，凭着强健的体魄和从部队学到的熟练的爆破掘进技术，成为整个矿山的技术尖子和挣钱最多的临时工。他被一位副矿长看上了，不久被调上地面，担任了负责上千人吃饭的食堂管理员。不到半年，食堂面貌大变。岳鹏程又被调到业务处，成了负责计划和购买各种矿山设备的大员，并且经常随着副矿长外出洽谈业务。副矿长满意极了，告诉岳鹏程，他手下最缺的就是能干事的人，上级很快就要拨下指标，他要破格把岳鹏程从临时工转为国家干部。

这消息委实使淑贞几个晚上没有睡稳觉。但却很快冷却下来——消息不知怎么传到镇上，镇委书记一听大桑园还有这样一个人才，立即派人找到矿上，坚决要把岳鹏程要回村里当支部书记。声明说，矿上如不放人，他们就卡户口、卡党籍，向主管矿山的上级党委告状。

就这样，岳鹏程又一次失去了端铁饭碗的机会，又一次回到了村里。

村里的情况当时并不美妙。支部书记是肖云嫂。她是四二年的老党员，从土改一直担任支部书记，是有名的老模范。由于年龄和身体的原因，她几次提出想找个年轻人接替自己。因为早年肖云嫂与岳锐有过一段非同寻常的经历，岳鹏程自小就把她当母亲待。岳鹏程接班她本应高兴，但她总觉着岳鹏程胆子大大，心太野，不够沉稳；加之村里最大的石姓家族想抬出自己的人，极力反对——向部队告岳鹏程状的正是这伙人——肖云嫂一直不肯应声。直到镇委书记亲自带着岳鹏程到肖云嫂病榻前向她保证，村里一切大事都要经她同意，肖云嫂才让岳鹏程扶着她，来到大队办公室。

大队办公室是由土改时的两间饲养棚改造成的，矮、暗、小却干净严整。肖云嫂在那里主持了三十几年村政党务，使那两间小屋成了群众眼中权威和荣誉的圣地。

肖云嫂指着办公室墙上挂满的奖旗奖状，向岳鹏程讲述着那每一面所代表的光荣。未了又让会计拿出帐本，指着上边标明的八百元存款，十分严肃地说：“程子，这是全村几百户老小十多年里攒下的家业。除了买点笔墨纸张，我没舍得乱花一分。现今交给你了。你可记着，别看我把你当亲儿子待，你要是给我丢了红旗、踢瞪了这份家业，我可是不依你！”

岳鹏程庄重地接受了肖云嫂交予的荣誉和家业。学大寨，连夺两年“红旗标兵”。

县委书记为他披红挂彩、牵马游行的那天，淑贞领着羸官、抱着银屏，挤在县城拥挤的人群里，落下成串热泪。然而，要保持“红旗标兵”，要使土地继续增产，就得舍得本钱投资。土地海绵化，化肥、过磷酸钙、硝酸铰……社员收入只落在纸上，八百元家底也贴了进去。天，这可如何是好哇！

淑贞更焦急的是：买书交学费的时候到了，把两只下蛋的鸡卖了还没有凑够钱；而凑不够钱，羸官的中等技工专业学校就难以上得下去了！

那一天，淑贞正坐在院里急急火火编著柳条筐子。因为急，柳条几次折断，几次把她的手指刺得鲜血淋漓。岳鹏程下地回来，见家中烟火未动，又见淑贞那副狼狈模样，不觉动了肝火，说：

“看看！这家里就缺你那几个工分？”

柳条筐子作为家庭副业，那时是“法定”只能交到队里换工分的。

淑贞见他这副嘴脸，也没有好腔调：“工分？工分当得了钱用？羸官的学费你给交？”

岳鹏程一愣，忽然想起地从衣兜里寻找起一份通知。那通知是技工中专几天前派人送来的，说羸官的学杂费已经逾期，倘若某日以前交纳不上，他们便要按规定做退学处理。

事关儿子前途，岳鹏程也把一脑子的“保红旗”的事丢到一边，从淑贞手里接过活儿麻利地干起来：多编几个柳条筐，明天一早送到黑市，或许还可以……然而，并没有等他们忙碌多久，羸官便背着一个可怜巴巴的行李卷儿，出现在二人面前。

“羸官，你这是……”迎着儿子，淑贞一脸呆相。

羸官惨然一笑。

一切都明白了！一切都晚了！

“不行！我找学校讲理去！”岳鹏程如同一条狮子，跳了起来。

“你找谁讲的么个理去？”扑到儿子身边、两眶泪水噗噗下落的淑贞，忽然把尖锐的目光指向岳鹏程，“你整天日只知道抢你的大红旗，老百姓过的么样日子你知道不知道？早先日你发誓赌咒让我过上舒心日子，我过不过上也罢了，可儿子，儿子连个学也上不成啦！你还算个当爸爸的吗？你还算个男人吗？……”

淑贞号啕大哭着跑进屋里去了，岳鹏程像散了架的纸人，一屁股瘫在了地上，……几天几夜的苦苦思索，几天几夜的反复谋划，岳鹏程带领一支“学大寨特别支队”，悄然地开上了盐场。一个月下去，一张一万元的存款单落到岳鹏程手里。那张存款单很快又变成了一座小小的木工厂。

“咱这小木工厂，单是挣个手工钱，哪辈子也发不起来！要是自己能搞到木头，那就得啦！”一次吃饭时、岳鹏程发着感慨。

“要搞木头还不好说，关东山有的是！”羸官有意无意地说。

“吃了灯心草，说话倒轻巧！关东山的木头是给你准备的？”淑贞训斥说。

“不是给咱准备的，咱就不兴搞点回来？你没听喇叭里整天喊：搞活，搞活！”

“搞活也不能有李龙爷的本事，搞到关东山上去！”

“那就得看有没有孙猴子那两下子了！”

岳鹏程眨巴两眼听他娘俩打嘴仗。听到高兴，一拍大腿对羸官说：“好小子！你真的有种，跟老子下一趟关东山，敢不敢？”

五天后他们启程了。搭货车、爬火车、拦拖拉机，外加开动“十一号”快赶慢撵，岳鹏程和羸官几经辗转到达伊春。伊春是一座地地道道的边疆之城、森林之城，参天古木满山皆是，大小林场一个接一个。岳家父子把眼睛朝四下里一瞭，便觉得心高气壮起来。可哪想，那些或大或小的林场端的都是国家的饭碗，做的都是官办的买卖，对两位来自异乡异土的农民父子，眼珠儿也不肯正视一下。第一次进到一个林场，人家把盖着大桑园大队印章的介绍信“研究”过几遍，揉一揉朝火炉里一丢就下了逐客令。第二次、第三次，除了重复第一次的过程之外，还招惹了一大堆冷讽热嘲。那时“开放搞活”还是报纸广播上的新名词，林场还是一眼古井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