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第2/4页）

“怎么说呢？”

“只要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只要杰出，就会是一个孤独的人。他们知道很多人最终还是喜欢质朴的——而他们，不愿被人喜欢。”

“故意让人讨厌吗？”

“是的，这样他们会活得更自在。他们非常孤独。你不觉得这个世界对人的打扰太多了吗？有人不得不用许多方法将自己与别人隔离开来，以获得一份宝贵的孤独。”

我一时不知该怎样说才好。这种替人辩驳的方式是不是太深奥了一点？

“大家都讨厌他们，他们也就可以呆在一个僻静的角落里了。”

我仍没有做声。我在琢磨其中那一丝丝道理。我不太相信。因为那个万磊生前太喧哗了。

他继续说：“我后来才知道他就是这样的人……你看过他的画了吗？”雨子的动作慢慢腾腾，站起来，在写字台下边一个小柜子里翻动着。他取出了一个宽大的相册，这相册精制极了。他伸出长长的手指翻开封面，我立刻被一些斑斓的色彩吸引了：它们像桌上那些照片一样，不过每一张都有编码。都是万磊的作品，它们真的让人惊讶，真的一片灿烂……雨子说：

“可惜这不是原作……我们准备给万磊出一个画册。多么优秀的一位艺术家，死得太惨了。他生前连一本好画册都没有出来。他给杂志画了很多插图，而这些真正的杰作……”

3

我的目光一直凝在相册上。有什么东西开始打动我——我感受了，但难以清晰地表达。我相信自己的鉴赏力，这里边有一些该是了不起的艺术品。有一种东西在燃烧，它有时宁静阴郁、孤独，有时狂放、一泻千里……我到底该怎样理解“质朴”这个概念呢？质朴就是真实、自由和纯洁……雨子一页一页翻动相册，动作平稳和缓，一如他的性格。我这会儿才意识到：万磊和雨子虽然是一对好朋友，可他们的差异竟然如此之大。这多少有点让我感到奇怪：他们怎么能走到一块儿呢？

看完了这些绘画照片，雨子把它仔细地放好，重新坐到藤椅上，仍然那么微笑着。直到这时我才发现一个问题：主导了这场谈话的不是我，而是雨子，尽管他那么温和，不急不躁，声调平缓。同时我还发现，我一点也没有谈到吴敏，而且忘记了切入这个话题。我觉得自己并不讨厌眼前这个人。事情也许真的像他说万磊那样—— 一切都在可以理解的范畴之内——但可以理解就可以原谅吗？我的心头蹦出一个大大的问号。我摇摇头，开始试着给自己重新鼓劲儿。

我仍然要寻找机会把问题摊开，因为我来的目的就是想阻止他再去吴敏那儿，打消他的某种念头。当他伸手去整理桌子上散着的几幅照片时，我问：“这些照片就发在你们杂志上吗？”

“是的。它们发在封二。我们刊物每期都要发两幅美术作品。”

这时我突然想起了另一件大事，忍不住问：“你们杂志每期印刷要多少？全由国家补贴吗？”

雨子皱皱眉头：“我们这份杂志快办不下去了。主编川流也耐不住性子了……”

“大诗人川流？”

“是。他挂个名，实际上并不管具体事情。”

他告诉这份杂志只享受补贴到年底，从明年开始就要自负盈亏了，“那样大家就辛苦了，不得不为生存操心……”我却不由得在心里盘算：这样一来，与我们葡萄园要办的杂志有什么区别呢？它同样要自己谋生啊。一谈起刊物的事情我就有点冲动。我说：“这份杂志的历史很长，曾经非常有名。其实它花的钱并不多，再说这是一笔必要的文化投资……”

雨子笑笑，没有说话。

我读过川流的诗，那些写黄河的诗曾让我激动。就是从他的诗里，我记住了一个自然地理概念：“黄河是典型的游荡型河流”。一个诗人竟可以把这样的句子直接搬进一首诗里。雨子说这个人如今爱酒甚于爱诗。我想这样的人大概有一个人会喜欢，那就是酿酒师武早。

我站起来随便看着。屋角挂着一张古画，雨子在背后轻声介绍：“这是一张宋画。”我知道在这座城市里做假画的人越来越多——我问是否是真的？他点头，说已经请梁先生鉴定过了。“谁是梁先生？”“就是梁先生呀，你没听说过？”

我一点都没听说过。

雨子介绍：“梁先生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是这座城市里最有名的一位老先生。”

“他是搞什么研究的？”

“也谈不上搞什么的，博学，有名，连他的同学都是一些很有名的人物。”

雨子随便说出了几位，有的知道，有的从没听说过。我问老先生属于哪个单位的？雨子说：“梁先生很早以前就没有职业了。解放以后政府曾邀请他担任博物馆的馆长，他拒绝了。”

“为什么？”

“这些老先生都是一些很有性格的人，不愿干的事儿怎么也没法让他接受下来。那时工资很可观……他拒绝的理由是——他觉得与之打交道的那些人没有文化。他不愿和这些人为伍。”

“他这样讲过吗？”

“或者他讲过，或者是后来一些人的估计……反正他几十年都不怎么出门，很少与人交往。但从其他城市来的老先生，特别是海外来的一些文化人，常常提出要见他。因为他太有学问了。”

接上雨子讲了一个事例：四五年前，这里发现了一位老学人的遗著，就是后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那本书，是谈论东部沿海古城的书……我的神经开始绷紧了：“就是谈两个古莱子国的异同——是那本古籍吗？”

“就是那本。当时发现的是一部手稿，很乱，外地一个更大的古籍出版社要拿走，可我们这儿不想放手。对方说：‘我们不是不舍得你们出版，是因为你们这里找不到能整理这部遗著的人。’出版社有些犯难——这儿真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干这活儿。这部手稿上那些古文字，一些符号、字迹，没有几个人认得出。怎么办？出版社的人不甘心交出去，因为这部手稿太珍贵了。他们到大学去，大学里的一些老先生也没有办法。他们还试着到外地找过人。谁知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原来眼皮底下就藏了个‘梁先生’！正这会儿一个很有名的海外学者为一个问题千里迢迢来请教梁先生，被古籍出版社的人知道了。领导一拍板，说快把那部手稿送给老先生看看。梁先生接到手里，翻了两下说：‘这不是我同学的一部书稿吗？可惜还不全。你们从哪儿弄的？’就这样，梁先生接受了整理这部残著的任务。他觉得为死去的老友做这件事情很值得也很重要。就这样，只用了半年时间不到，他就把手稿整理出来了，出版后就是你见到的那本古籍。当时出版社给了他两千元的‘润笔费’，老先生还是接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