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铁公寓

一

我很小时就离开了学校，做过各种各样的事情，现在我在学校里当电工。人家看到我时说：嘿，这小电工。他们说我怎么看都不像十八岁，想当电工就不能低于十八岁——这又有什么呢，岁数的问题我们来想办法。一年前我在开大货车，那时候我二十岁，警察看我不像，就塞点钱好了。两年前我在街上摆烟摊，人家问我多大了，我说二十五岁。今年我十八岁，真是越活越年轻了。你想要我几岁，我就可以几岁，你要什么样的证明文件我都能找来，要不然我还能在外面混吗？总而言之，我现在梳着油亮的分头，穿着贼亮的皮鞋，跷着二郎腿坐在传达室里，很像一位电工大爷，这可比驾车跑长途好多了。甭管驾驶证上几岁，我知道自己很爱打瞌睡，常把车开进沟里，开货车我是太小了点。摆烟摊受人欺负，又挣不来钱。而跟货车到新疆贩哈密瓜呢，我又吃不了这种苦。在机关学校里混事是最舒服的了。

学校的入口立着两根粗大的门柱，门柱之间是紧闭着的黑漆铁栅栏大门。学生从旁门出入。经过传达室窗外时，他们盯着我看。我坐在看门老头的木板床上，看着自己的脚尖，偶尔把脚尖移开，朝痰盂里吐口痰。我知道他们在看什么：这小子年纪轻轻，怎么不去上中学，跑到这里来坐着。这可叫没办法的事——俗话说得好，各人有各人的造化。我的造化还是小的，我有个表哥，比我大不了多少，已经做了多年的生意，挣了不少钱。现在他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他要开公寓了。

所有上过小学的人都要上中学，所有上过中学的人都要上大学。所有上过大学的人，都必须住在有营业执照的公寓里。据说公寓里特别好，别人想住都住不进去。假如你生在我们的时代，对这些想必已经耳熟能详，但你也可能生在后世，所以我要说给你知道——假如有样东西人人都说好，那它必定不好，这是一定之理。

所以假如你在上学的年龄，一定要从学校里逃掉，这是当务之急——逃掉以后怎么谋生就成了问题。我一直在给人打工，我表哥在做生意。做别的倒也罢了，他居然做起公寓来了。这行当不但对品行、阅历有种种要求，还要年满三十五周岁。要是我记的不错，我表哥顶多比我大一岁——也就是说，不满十八岁。但你到了他的面前一定会打消这一个想法：我表哥头顶光秃秃，两腮和月球的表面相仿。额头上有三道抬头纹，配上又黑又粗的眉毛和一脸奸笑，就像一根四十五岁的老油条，这都是吃药吃的。在眼前这个社会里，人只有过了求学的年纪才能有前途。在这方面，撒谎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这家伙拿着类固醇、睾丸酮一类的药物当家常便饭来吃，还劝我也吃，但我可不想拿自己的身体来开玩笑。顺便说一句，这家伙不但手背、脚背、胸口、小腹上满是黑毛，连背上都长着。至于他那杆大枪，让人看了都替他害臊——说实话，我今年只有十六出头，我可不想长这种东西。

我表哥先骗下了公寓管理员的证书，又骗下了公寓的营业执照，然后租下了学校对面的旧仓库，在里面装修房子。他说，我还是离你近点好，有事找你商量时近便些。他说自己最近经常一阵一阵地犯糊涂，脑子不管用了，照我看是吃药吃的。最近一段他住在我这里，每天早上，他拿几十片药，放在捣臼里捣碎，加把麦片用牛奶一冲，就那么吃下去，日久天长哪有不犯糊涂的。牛奶和麦片都是我买的，他从来就不买。连方便面他都不买，但却忘不了吃。他抽我的烟，喝我的茶，牙刷用他自己的，但使我的牙膏。唯一肯往我这里拿的就是药，而我又不吃药。我看药他也没花钱买，准是找捡破烂的要的。捡破烂的什么药都能捡到，要知道有公费医疗。我表哥是个铁公鸡——一毛不拔。他还以此为荣，说道：要不然，我就攒出开公寓的钱了？

有关我表哥，还可以说得更多一些：我们经常搭伙干事，他嫌我懒，我嫌他抠，所以总是弄不长。现在我们处于拆伙的状态：我当我的电工，他跑他的买卖。但不管他干什么，我还得去搭把手，理由很简单：总共就这一门亲戚。要是回家亲戚会多些，但我不敢回家——进家门居委会就会找来，抓我去上工读学校，工读学校也是学校噢。

我表哥的房子装修好了，他搬了过来，带着他的家具、杂物，还有六个房客。家具装在大卡车上，由搬家公司的人搬上楼去，房客装在一辆黑玻璃的面包车上，一直没有露面。那辆面包车窗子像黑铁公寓的窗子一样，装着铁栅栏，有个武装警卫坐在车里，还有几个站在了周围。等到一切都安顿好了，才把面包车的门打开，请房客们下车。原来这些房客都是女的。有两位有四十来岁，看上去像学校里的教授。有三位有三十来岁，看上去像学校里的讲师。还有一位只有二十多岁，像一个研究生，或者是高年级同学。大家都拖着沉重的脚镣，手里提着一个黑塑料垃圾袋，里面盛着换洗衣服，只有那个女孩没提塑料袋。她们从车上下来，顺着墙根站成了一排，等着我表哥清点人数。

我表哥搬家那天，北京城里刮着大风，天空被尘暴弄得灰蒙蒙的，照在地面上的阳光也变得惨白。有两位房客戴着花头巾，有三位房客戴着墨镜，其他人没有戴。我表哥说：老师们，搬家是好事情，大家高兴一点——这回的房子真不赖。但她们听了无动于衷，谁也不肯高兴。我想这是很自然的，披枷戴锁站在过往行人面前，谁也高兴不起来。我听说监狱里的犯人犯了错误时，就给他们戴上脚镣作为惩罚——这还是因为他们已经在监狱里，没别的地方可送了。给犯人戴的脚镣是生铁铸的，房客们戴的脚镣是不锈钢做的，样子小巧别致。但它仍然是脚镣，不是别的东西。我表哥干笑着说：脚镣是租来的，这不是搬家吗，万一跑丢一个就不好了——咱们平时不戴这种东西。我表哥像别的老北京一样，喜欢说“咱们”来套近乎，但我觉得他这个“咱们”十足虚伪，因为他没戴这种东西。这些房客里有五个戴着手铐或者拇指铐——这后一种东西也非常的小巧，像两个连在一起的顶针，把两手的大拇指铐在了一起。不过这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因为假如没有钥匙，不把大拇指砍掉是取不下来的，而把拇指砍掉了就会立刻成为残废。她们双手并在前面提着袋子，像动物园里的狗熊在作揖。我表哥又说：手铐出门时才戴，不是总戴着的。那个年轻的女孩倒是没戴手铐，双手被一条皮绳子反绑在了身后。她挺起胸膛，好像就要从容就义的样子。我表哥解释说：咱们讨厌手铐，所以用根绳子。我听说癌病房里的病人总拿死和别人开玩笑，已婚的女人和未婚的女人间总拿性来开玩笑，这些笑话也是“咱们、咱们”地说着吧。但我觉得我表哥的笑话十足虚伪，因为他自己并没有用根绳子吗。所有要住进公寓的人肘弯都扣着一根铁环，被一根铁链串在一起，只有我表哥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