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 谢

正如一个朋友曾对我说的，写书不是群体活动。话虽如此，我仍需要向许多帮助我完成这件作品的人表示深深的感谢。

我首先要感谢在东莞结识的那些人，在这座城市里，我们都是外来者，而他们教会了我那么多。吕清敏和伍春明慷慨地向我敞开心扉，给予了我信任、耐心、时间和长久的友谊。张倩倩和贾季梅让我看到了流水线上的生活，蒋海燕和陈英与我分享了她们通过奋斗终于爬上来的过程。刘以霞让我了解到，原来在一个工业城市里，英语可以这样学。

裕元公司的卢克·李和艾伦·李让我了解了制鞋厂的工作流程，毫无保留地让我在他们的东莞厂区调查采访。同样要感谢阿迪达斯的威廉·安德森和凯迪·波特帮我的采访铺平道路。智通学校的邓顺章和其他的老师好心地允许我旁听他们的白领课程。东莞交友俱乐部向我敞开了他们的会员资料。本·斯沃尔陪伴我深入探访了卡拉OK的地下世界。林雪分享了许多关于工厂生活的见解，她成了我在东莞的第一个好朋友。中国社科院的谭深给了我许多珍贵的建议，教我如何在珠三角这些遍地工厂的城镇里摸清路径。我去敏家乡的村庄时，敏的父母慷慨接待了我。

为这本书做调查研究的过程让我有机会去了解我们大家族的成员。奈丽·赵，卢克·张，还有艾琳·周，他们慷慨地与我分享从前的记忆，给我大把的时间；尤其谢谢奈丽姑姑与我分享她的诗作。张立教的遗孀朱淑兰，以及他们的子女张松、张冀和张银翘把我当成小妹，迎进家门，与我分享我最爱的东北菜，还将从前的信件和往事回忆尽数展现在我面前。张洪花了三天的时间把他所知道的家族历史全都告诉了我。在北京，我的姑姥姥张琏亲自为我烧菜，给我她收集的剪报，还讲给我听她在六台长大的故事。赵宏志带我去了六号我家的老宅，还记得许多旁人都已忘记的细节。在六台，张彤显是个知识丰富的向导——他是我一路上有幸遇到的许多私人历史学家中的一个。

我很幸运，得以与许多天分高又勤奋的同事一起，在《华尔街日报》工作多年。Marcus Brauchli教会我怎么写导语，自从我们在布拉格一家电影院偶遇的第一天，我就一直珍视他的友情和支持。Ian Johnson一直慷慨分享他的真知灼见，他还好心地审阅了此书的手稿，提供了很有帮助——并且幽默——的意见。Jonathan Kaufman是我关于流动人口早期文章的热心拥趸，Mike Miller给我的这些稿子留出了每个记者都认为自己该得的版面。Sophie Sun，Kersten Zhang，还有崔蓉都为我提供了不可估量的调查协助；我感激他们对我无尽的提问表现出的幽默和耐心。我在《华尔街日报》工作期间，得到了Urban Lehner，Reg Chua，还有John Bussey的支持，我开始写这本书时，他们又给了我假期。Lily Song，窦常路和岳定显在过去这些年里帮了我不少。跟记者同事们的交谈和交往也令我受益匪浅，他们是：Kathy Chen，Charles Hutzler，Karby Leggett，Peter Wonacott，Matt Forney，Matt Pottinger，Jason Dean，David Murphy，Joseph Kahn，Craig Smith还有Rebecca Blumenstein。

我要感谢Doug Hunt，他用心读了第一遍初稿，帮我解决了创作中的大问题。Susan Jakes提供了无数改进的建议，并且读完手稿之后还指引我找到了许多有用的参考资料——为这些我感激她，更要感激她多年的友情。同样，对于这些人的意见我也心怀感激：Michael Meyer，Terzah Becker，还有科尔比学院的Zhang Hong，他们都很认真地读了我的手稿。贺红菱和郭道屏耐心地破译了我祖父的日记，还有Travis Klingberg对于书的版式设计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意见。从我第一天决定要写这本书以来，就得到Jane Lee和Jen Lin-liu的友谊和鼓励，我要多谢她们。

我还要感谢Cindy Spiegel，我在Spiegel & Grau出版社的编辑，她怀着同情和洞察力读了我的书——得编辑若此，作者再无遗憾。还要大大感谢我的代理Chris Calhoun，他一早就对我抱有信心，一直支持着我，还要感谢Marcy Posner，她是处理我海外版权事务的专家。

我最深深的感激要献给我的父母，是他们教我中文，教我关于中国的事，然后又许我充分的自由，让我自己去学习良多。父亲耐心忍受了我一轮又一轮的问题，母亲在读过手稿之后，帮我改正了一些错误。是工作将我带到离家万里之外，又将我拉回到了他们身边。还要感谢我的哥哥贾斯汀，他始终鼓励我，理解我，尽管他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生活道路。

还有彼得·海斯勒（何伟）——谢谢你指给我生活和写作的可能。每个作家都该有个像你这样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