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技校

一九九一年我十六岁。

当时有一种很真实的错觉，以为生命起始于十八岁，在此之前，世界一片混沌，世界在我那个曝光过度的大脑中呈现出满版的白色，每一天都像夏季最明亮的夜晚，光线过剩，所有的声音都纠缠在一起。估计死了以后上天堂，看到的就是这幅景象。

初中老师说我们是七八点种的太阳，初中毕业就是八九点钟，老了以后是夕阳。这种算法很光明，把人生视为白天，要是倒过来看，人生是黑夜，那么十八岁那年我正处于黄昏最美的时候，然后是慢长的黑夜，某一天死了，在天堂看到红日升起，这种计算的方式可能更接近神的逻辑。

当时我生活的地方叫戴城，我曾经写过这座城市，这是一个衰老的县级市，介于南京和上海之间，有几千年的历史。该市最高的建筑是几座明朝的古塔，它们戳在市中心，未经修缮，摇摇欲坠，听说有人半夜爬上古塔，从墙壁里挖出了舍利子，非常值钱。

那一年我还在读技校，马上就要去工厂实习了。我那个学校叫“戴城化工技校”，简称“化技”，本校的女生被称为化技女，男生为化技男。不要觉得是羞辱，所有的技校生都是技男技女。

这学校真不是一般的寒酸，统共只有一幢楼房，两层高，楼下是教室，楼上是办公室。六间教室，一年级和二年级八个班的学生只能轮番上课，读到三年级就直接送到工厂去实习，找不到实习单位就在家睡觉，搞得像个山区小学一样。该校没有操场，体育老师倒有三个。起初我也奇怪，怎么这个破学校竟然会有这么多老师？后来才知道，化工技校隶属戴城化工系统，很多化工厂的干部都情愿调到这里来教书，图清闲，福利也不错，每年还有寒暑假，这待遇都快赶上加拿大了。该校有两个语文老师，数学老师三个，物理老师三个，政治老师四个，机械制图老师五个，化学老师那简直满天飞，大概有八个，还有校长、副校长、党委书记、教导主任、班级辅导员、团支书、总务科、财务科、保卫科……这帮人坐满了整个二楼。不客气的说，要是我们逃课稍微勤快一点，该校的老师数量就会超过学生。

由于教室不够用，八个班级就得轮换上课，具体的办法是：六个班级上文化课，另外两个班级就上体育课，到大街上去跑步，跑完之后再轮换。跑步的时候我们必须背着书包。这简直太扎眼了，一百来个学生背着书包再街上跑，他们中间有穿高跟鞋的，有穿太子裤的，有长头发男生，有板寸头女生。为了耍酷，我们都把双手抄在裤兜里跑步，嘴里叼着香烟，沿途骂娘，顺带偷东西。群众看见我们冲过来，都会惊慌失措地让路，小贩更是鼠窜而去。说实话，我们当时绝对比现在的城管更嚣张。

化工技校沿河而建，那栋教学楼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房子，红砖砌成，墙外有很多弹坑。这是我能感受到的历史。学校紧靠着的河，就是著名的京杭大运河，它是交通运输线，同时也是戴城的护城河。后来我才知道，京杭大运河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为了挖这条河曾经死过很多人。我一直以为戴城是一座平庸的城市，化工技校是一所操蛋的学校，没有想到它与奇迹毗邻，而我本人竟没有从这奇迹中沾染到丝毫的灵气。

期末考试结束后，我骑着自行车到学校去拿成绩单，路上和两个赤膊少年撞了一下，他们把我从车上拽下来，抡开四个拳头朝着我脑袋乱捶，我招架不住，弃车而逃。这两个人体格粗壮，但跑不过我。我徒步来到学校，头发蓬乱，脸上沾满鼻血，身上的汗衫已经被撕成一条一条。这形象非常唬人，跑进教室，同学都笑翻了。

我迟到了。校长正在广播里说：暑假就要来啦，你们这些技校生，也不用考大学，日子过的跟神仙一样，这就容易滋长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打架斗殴迟到早退旷课早恋，都是因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暑假里没人管你们，要注意杜绝这种倾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班主任指着我鼻子说：“路小路，你这个资产阶级自由化，站到门口去！”我心里很想不通，我这个穷光蛋，唯一的财产是我那辆自行车，刚才还弄丢了，我怎么成了资产阶级？

我们那位班主任很神奇，五七年的右派，被送到北大荒去劳动，起先他还很牛逼，对人民民主专政表示不满，后来到了“文革”，判了他十年徒刑，不知怎么的还被人在腿上打了一枪，这下子彻底服气。他被抓进去的时候还是艾森豪威尔总统时代，放出来的时候尼克松都已经下台了。关了二十来年，挨了枪子儿，他总算明白了两件事：第一，凡事都要跟着领导走；第二，当年打他的那群小伙子与如今的技校学生一样，全都是资产阶级自由化！

挨过枪子儿坐过牢的人，本来应该是很牛逼的，可惜班主任仅仅是吧牛逼耍在我们头上。他是东北人，平反以后，他来到戴城，我们这座瘟山瘟水的城市非常适合他这个老窦娥疗养身心。领导还给他配了个老婆，是个非常剽悍的苏北大妈，带着三个身强力壮的儿子。苏北大妈听不懂东北话，班主任听不懂苏北话，也不知道他们之间是怎么交流的。这位苏北大妈患有严重的更年期综合症，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就要在班主任身上发泄。更可怕的是，她一来劲，她的三个儿子也会跟着犯病，其症状就是揍我们班主任，打的老头满屋子乱窜。

我们也恨他，但我们不能揍他，一个技校生妄图揍班主任，那是认错了时代，毕竟是九一年了，不是六六年。认错了时代的人，比生错了时代还可悲。假如恨一个人，就照着他脑后来一棍解决问题，那样的时代也太没意思了，我怀疑会是我自己首先被人敲死，而不是我去敲死别人。

那天我心情不错，拿到成绩单，我就升三年级，过了暑假到工厂去实习，从此跟班主任没有任何关系。我在教师门口站着，走廊里有风，还挺凉快。有几个女生对着我挤眉弄眼，我都懒得去搭理她们，这并非因为我不解风情，而是他们太难看了。我还是喜欢那种安静的、清纯的女孩儿。活在世界上没什么乐趣，又不能把戴城改造成巴黎，只能期望女孩儿能弥补这种悲伤了。

直到中午，校长才结束他的发言，我们拿着成绩单，鸟兽而散。我坐在大飞的自行车后面，回到我挨揍的地方去找车子。三个小时过去了，我那辆估计早就被人骑走了。到那里一看，果然什么都没了。大飞说不要紧，到对面新村里去弄一辆。于是我们跑进新村，七月的中午，太阳照得天昏地暗，新村里一个人都没有，自行车倒是停着好多。我挑了一辆九成新的二八凤凰，大模大样扛在肩上，出了新村，找了个僻静地地方砸开锁。我又有了一辆新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