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的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第6/7页）
基于自由主义立场形塑一种新型的民族主义和国家利益观，其意义既是深远的，同时具有当下价值，但要与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划清界限并不容易。高全喜在一次讲演中转述一位俄罗斯自由派的话说：“俄国的自由派确实主张宪政，主张法治，主张自由民主，但是让他们感到痛心的是，当他们为之奋斗并取得了现实成果时，苏联在哪儿？他们的祖国在哪儿？现在的俄罗斯已经退回到彼得大帝时期的疆域，甚至都还不到。”他接着反问：“这样的自由主义是不是令人痛心？代价是不是太高？中国今天难道不也面临这样的两难吗？”这里需要澄清几个问题，第一，苏联的解体，原因不在于自由主义，或者至少可以说，民族主义应负的责任要大得多；第二，那位俄国人士在说这些话的时候，立场显然不是自由主义，而是民族主义；第三，怎么能够认为，一个大帝国的解体一定不好，为什么只看它的结局，不问它的来历？通过威胁、颠覆、侵占、并吞而形成的大帝国，其解体不过是历史正义的实现，有什么值得悲叹的？
结论和展望
当代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在中国的出现已有将近十年，两派的争论也有将近十年，这种争论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这种争论将在何时结束，让位于其他思想派别之间的交锋？我认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在中国的社会转型期没有出现戏剧性事件或重大变化之前，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争论将会一直继续下去，甚至在这之后都有可能存在。这个预言不是个人的主观猜测，更不是一个在这场争论中取得一定发言权的人的一相情愿，而是由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所决定。先说一个比较宽泛的理由。我们知道，从现代到当代，远远不止一个世纪，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因为对于大工业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对于现代的社会生活、精神生活、文化生活，确实存在两种主要的不同的观察和评判角度。从将近一个世纪之前起，两种立场、两种思潮的对立斗争就反映到中国的思想界，而且成为中国思想界争论的主要内容之一。如果说，我们在最近的将来无法断言西方和第三世界国家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争论会结束，那么我们就不可以预言这样的争论会在中国结束。
其实，重要的不在于国际上的思想、立场对立一定要反映到（而且是深刻地、广泛地反映到）国内，关键在于，中国的社会转型暴露出来的问题，恰恰易于使人们从两种主要的不同立场和视角进行观察与评判。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中国接受世界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所提示的共同的文明准则，融人全球化的进程，实现宪政民主，是必然的、不可阻挡的趋势，他们认准了这一点，除了义无反顾地争取实现一个保障个人的自由与权利、法治、政府权力受到制衡的体制，没有别的选择。
而对于新左派来说，中国走向现代化、民主化的过程，就是一个标准的、典型的资本主义化的过程，西方左派、新左派对这个过程的一切批判，都可以搬用到中国。毋庸讳言，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的大发展，他们会越来越觉得自己有理由把中国看成资本主义社会，因此越发有理由搬用西方新左派对西方社会的诊断于中国。
如果说，用“市场列宁主义”来形容当下和下一阶段的中国是恰当的，那么自由主义强调这个表达的名词，而新左派则强调它的形容词。很有可能，“市场列宁主义”是真正的中国特色，是世界历史上的新现象，那么对它的认识和批判，将考验中国所有思想派别，所有思想者的道义和智慧。
新左派即使不能说将会永存，至少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存在，因为市场经济看来将以不可阻挡之势居统治地位或主导地位，而新左派思潮将以市场批判者的身份存在，不论市场运转得好不好，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就像这一二百年历史所表明的那样。
至于自由主义，可以断言它在中国的存活期也会很长。它在20世纪30和40年代一度活跃，那只不过是啼声初试，在沉寂半个世纪之后以隔代相传的姿态出现，表明了它的内在活力。如果说，在严酷的内战中自由主义不可避免地会被挤到一边去，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和平时期的宪政建设过程中，它一定有用武之地。也许有一天，当中国的自由主义平台已经搭建成功，它会失去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会有其他思潮——比如民族主义，就像在俄罗斯和东欧所表现的那样——流行，但那也是功成身退。这个平台一天没有建立，自由主义的理念和追求一天不会失去作用。
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思潮是走向现代化的一对孪生子，它们在当代中国几乎同时出现，它们力量的消长与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成败密切相关。
原载徐友渔新浪博客，2007年7月30日。
徐友渔，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1 汪晖：《我对目前争议的两点说明》，中华读书网编《学术权力与民主》，鹭江出版社，2000，第16页。
2 欲知详细的文本引证和出处，可参见徐友渔的《知识界到底在争论什么》，《改革内参》2001年第12期，第13-16页。应当说明的是，自由主义者后来表现出在对待启旅和五四新文化运动问题上有分歧。
3 见汪晖访谈录《城门失火》，载于 New Left Review, No.6, Nov. and Dec. 2000, pp. 71-74。
4 王怡：《2003：“新民权运动”的发韧和操练》，《中国新闻周刊》2003年12月22日。
5 陈永苗：《在〈新京报〉拱卒：走宪法之路》，天涯网站www.tianya.cn。
6 徐友渔：《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开放时代》1999年5、6月号，第46-47页。
7 新世纪复兴儒学的努力与10年前大不相同，形成鲜明对照的一个例证是方克立态度的转变。他在上一次国学热中认为其提倡者有文化之外的动机和意识形态企图，不排除有人想用孔子、董仲舒来抵制马克思主义，他力图掀起（也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一场大批判。而在2005年9月上旬致信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时，他以正面口气提出“第四代新濡家”和“大陆新儒学”的概念，认为从2004年夏天起已进入了以蒋庆、康晓光、盛洪、陈明等人为代表的大陆新生代新儒家唱主角的阶段，或者说进入了整个现代新濡学运动的第四个阶段。这种从高度警锡、严厉迫究、扣意识形态和政治帽子变为正面言说的做法，很值得玩味。（《当代中国研究》编辑部注：蒋庆9O年代中后期曾被自己供职的深圳市委党校停课，原因就是方克立曾写信给深圳市委党校表示：不能让这样的人占领讲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