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销

传销在2000年左右进入到穰县农村，诡异而快速地在乡村大地传播开去。在最兴盛的那几年，各乡各村都有做传销的农民。他们被亲戚、朋友弄进去之后，开始认同、相信，并不惜一切手段把自己的父母、老婆、兄弟都叫去，一家子一起做。梁庄传销以韩小海为典型代表。他发展了自己的哥哥、姐姐、本家哥弟和姑表姊妹十来人，发展了钱家四个年轻人，并且成为其中的骨干。

2002年春节前，穰县吴镇史庄的东子从山西出发，扒车、逃票、耍赖，中间好几次被人家打下车，靠捡餐馆的剩菜剩饭吃，往老家走。一路上千辛万苦，在腊月二十八下午四点左右，终于到了史庄村口。东子坐在离村有一里地的土地庙前，不敢回去，一直等到天黑，才偷偷溜回家里。东子妈看见儿子那样子进来，一屁股坐在地上，扑打着地哭了起来。

东子不敢进村，一是嫌丢人，怕村人看见他那副乞丐样子，更重要的是，他怕亲戚邻居打他。2000年，一个远房亲戚把东子叫到山西，东子加入了组织，开始做传销，卖一种按摩器材，一套1800元。在一年里，他把村里邻居、好朋友和亲戚都叫去了，结果，传销失败，大家钱都花完了，最后各自生办法回家。他们村的王氏兄弟两个和一个妹妹最惨，走到一个地方被骗到了砖瓦厂，干了半年活才逃回史庄。回来之后，王氏兄弟到东子家门口，对东子的老母亲说，再见到东子，非把他的腿打断不可。东子一直坚持到最后，但始终没有发展到经理这一步。东子，曾经是史庄最老实的男孩，说话脸就红，对人极好。在做传销的两年里，像变了一个人，一度西装革履，能说会道，用吴镇人的话，是“善说六国”。回家之后，东子又做回了最初的东子，沉默寡言，埋头干活。一年后，东子和老婆到天津，开了一个小拉面馆。

2003年，文哥的小弟弟搞传销，把文哥的大姐、二姐、小山、外甥女、姨家和舅家人全叫去，给所有亲戚都打过电话。最后，钱全部花光。文哥给他们寄了回家的路费。

宋林，吴镇宋湾人，在内蒙古改刹车。2000年左右已经有两个分点，手下十来个人，挣有四十万多元。这时候，在云南的哥哥打来电话说生病了，叫他去。他就去了，原来哥哥在那儿做传销，卖鳄鱼西服，一套西服三千八百元。宋林也开始联系亲戚朋友，骗他们到云南。那段时间，宋林和一帮做传销的亲戚住在宾馆里，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吃喝都在饭店，非常潇洒。一年多后，四十多万元花得剩了几千块钱。宋林认真想了想，就不干了。重新回到内蒙古，从零开始。原来的两个分点已经卖给了原来的徒弟，他就给徒弟干活。

2011年10月，我在内蒙古见到他时，他拿着这几年又攒下的几万块钱，正在找合适的地儿，准备再开个改刹车的点儿。他住在老乡废弃的房屋里，全身都是灰尘。我请他吃饭，他非常矜持，也非常有礼貌，显示出某种受过高级教育的痕迹。他说话声调很低，有气无力的样子，语速很慢，极慢，说一半，后半部分几乎听不见，显得非常消沉，仿佛受过某种重创，至今没有恢复元气。他吃得很少，不吃菜，只喝粥，他说他这几年只喝粥，吃馒头。我直截了当问他传销是怎么一回事，到底能不能挣来钱？他想了想，说：“还是相信能挣来钱，是个事儿，可以做，只是自己没本事，挣不来。”

想象着这位老乡，拿着自己做生意挣来的四十万元，住在宾馆里，西装革履，吃着自助餐，模仿着那些所谓上流社会人的言谈举止，开各种各样的鼓动会、成功者讲座，无限向往地去计算那金字塔里的财富。而另外一些老乡在饿其心志，过最简陋的生活，以此种洁净来增大达到成功的希望。纯洁与邪恶、简单与欺骗没有隔墙，他们面前展开的是无边无际的金钱梦，不只是愚昧和无知，不只是贪婪和妄想。它承载着贫苦人的发财梦，而这个发财梦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梦想。

在这样一个越来越难通过努力成为人上人的社会里，传销为普通民众获得金钱、权力和尊重提供了一个很有诱惑性的通道。它可以迅速摆脱因为贫穷而带来的自卑、不安全感和身份的缺失。“发财”，借发展之名，以经济学的计算为内核，以成功学为诱因的一种现代迷信。农民用一种滑稽、失败、扭曲的方式把它内在的非正义性给呈现出来。

如果把传销作为一个国度普遍性格的典型外现的话，你会发现，它也是道德感匮乏所致。道德感的丧失是如此正常和普遍，以至于大家都完全忽略一件事情的道德边界，假药、假酒、假鸡蛋、假肉、假牛奶、假酸奶等等，“假”的背后是骗，“骗”的背后是挣钱。而对于传销而言，挣钱的背后还意味着“成功”和“个人价值的实现”。我在西安和正容、虎子交流，在和小海聊天时，所有人都津津有味地给我谈他们所了解的和所参与的作假，所有人也都听得津津有味，包括我在内。所有人都知道这不对、不道德，但也只是一种陈述、议论和听听而已，不会有更深入的判断和行动，因为它实在太普遍了。

美国汉学家孔飞力在《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通过分析1768年乾隆年间农村妖术的突然盛行，探究其背后隐藏着的民众意识和社会原因。乾隆时代一直被称为“盛世”，经济上生气勃勃，贸易、商品、丝织业、农民的生活水平、人口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然而，它对社会意识有着怎样的影响，却是一个实际上未经探讨的问题……我们最难以判断的，是“盛世”在普通人的眼里究竟意味着什么。人们对于生活正向何种方向发生变化，是变好还是变坏，是变得更安全还是更不安全等问题的态度，同我们期待在经济发展时会发生的情况，可能大相径庭。从一个18世纪中国普通老百姓的角度来看，商业的发展大概并不意味着他可以致富或他的生活会变得更加安全，反而意味着在一个充满竞争并十分拥挤的社会中，他的生存空间更小了。商业与制造业的发展使得处于巨大压力下的农村家庭能够生存下去，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最大限度地投入每个人的劳力。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当时经济的生气勃勃给我们以深刻印象。但对生活于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来说，活生生的现实则是这种在难以预料的环境中为生存所作的挣扎奋斗。（［美］孔飞力著，陈兼、刘昶译：《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