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的逃亡
苏童
我的父亲也许是个哑巴胎。他的沉默寡言使我家笼罩着一层灰蒙蒙的雾障足有半个世纪.这半个世纪里我出世成长蓬勃衰老。父亲的枫杨树人的精血之气在我身上延续,我也许是个哑巴胎。我也沉默寡言。我属虎,十九岁那年我离家来到都市,回想昔日少年时光,我多么像一只虎崽伏在父亲的屋檐下,通体幽亮发蓝,窥视家中随日月飘浮越飘越浓的雾障,雾障下生活的是我们家族残存的八位亲人。
去年冬天我站在城市的某盏路灯下研究自己的影子。我意识到这将成为一种习惯在我身上滋生蔓延。城市的灯光往往是雪白宁静的。我发现我的影子很蛮横很古怪地在水泥人行道上洇开来,像一片风中芦苇,我当时被影子追踪着,双臂前扑,扶住了那盏高压氖灯的金属灯柱。回头又研究地上的影子,我看见自己在深夜的城市里画下了一个逃亡者的像。
一种与生俱来的惶乱使我抱头逃窜。我像父亲。我一路奔跑经过夜色迷离的城市,父亲的影子在后面呼啸着追踪我,那是一种超于物态的静力的追踪。我懂得,我的那次奔跑是一种逃亡。
我特别注重这类奇特的体验总与回忆有关。我回忆起从前有许多个黄昏,父亲站在我的铁床前,一只手抚摸着我的脸,一只手按在他苍老的脑门上,回过头去凝视地上那个变幻的人影,就这样许多年过去我长到二十六岁。
你们是我的好朋友。我告诉你们了,我是我父亲的儿子,我不叫苏童。我有许多父亲遗传的习惯在城市里展开,就象一面白色丧旗插在你们前面。我喜欢研究自己的影子。去年冬天我和你们一起喝了白酒后打翻一瓶红墨水,在墙上画下了我的八位亲人。我还写了一首诗想夹在少年时代留下的历史书里。那是一首胡言乱语口齿不清的自白诗。诗中幻想了我的家族从前的辉煌岁月,幻想了横亘于这条血脉的黑红灾难线。有许多种开始和结尾交替出现。最后我痛哭失声,我把红墨水拚命地往纸上抹,抹得那首诗无法再辨别字迹。我记得最先的几句写得异常艰难:
我的枫杨树老家沉没多年我们逃亡到此便是流浪的黑鱼回归的路途永远迷失
你现在去推开我父亲的家门,只会看见父亲还有我的母亲,我的另外六位亲人不在家。他们还在外面像黑鱼一般涉泥流浪。他们还没有抵达那幢木楼房子。
我父亲喜欢干草。他的身上一年四季散发着醇厚坚实的干草清香。他的皮肤褶皱深处生长那种干草清香。街上人在春秋两季总看见他担着两筐干草从郊外回来,晃晃悠悠逃入我家大门。那些黄褐色松软可爱的干草被码成堆存放在堂屋和我住过的小房间里,父亲经常躺在草堆上面,高声咒骂我的瘦小的母亲。
我无法解释一个人对干草的依恋,正如同无法解释天理人伦。追溯我的血缘,我们家族的故居也许就有过这种干草,我的八位亲人也许都在故居的干草堆上投胎问世,带来这种特殊的记忆。父亲面对干草堆可以把自己变作巫师。他抓起一把干草在夕阳的余辉下凝视着便闻见已故的亲人的气息。
祖母蒋氏、祖父陈宝年、老大狗崽、小女人环子从干草的形象中脱颖而出。
但是我无缘见到那些亲人。我说过父亲也许是个哑巴胎。
当我想知道我们全是人类生育繁衍大链环上的某个环节时,我内心充满甜蜜的忧伤,我想探究我的血流之源,我曾经纠缠着母亲打听先人的故事。但是我母亲不知道,她不是枫杨树乡村的人。她说,“你去问他吧,等他喝酒的时候。”我父亲醉酒后异常安静,他往往在醉酒后跟母亲同床。在那样的夜晚父亲的微红的目光悠远而神秘,他伸出胳膊箍住我的母亲,充满酒气的嘴唇贴着我的耳朵,慢慢吐出那些亲人的名字:祖母蒋氏、祖父陈宝年、老大狗崽、小女人环子。他还反反复创地说:“一九三四年。你知道吗?”后来他又大声告诉我,一九三四年是个灾年。
一九三四年。
你知道吗?
一九三四年是个灾年。
有一段时间我的历史书上标满了一九三四这个年份。一九三四年迸发出强壮的紫色光芒圈住我的思绪。那是不复存在的遥远的年代,对于我也是一棵古树的年轮,我可以端坐其上,重温一九三四年的人间沧桑。我端坐其上,首先会看见我的祖母蒋氏浮出历史。
蒋氏干瘦细长的双脚钉在一片清冷浑浊的水稻田里一动不动。那是关于初春和农妇的画面。蒋氏满面泥垢,双颧突出,垂下头去听腹中婴儿的声音。她觉得自己像一座荒山,被男人砍伐后种上一棵又一棵儿女树。她听见婴儿的声音仿佛是风吹动她,吹动一座荒山。
在我的枫杨树老家,春日来得很早,原白色的阳光随丘陵地带曲折流淌,一点档地温暖了水田里的一群长工。祖母蒋氏是财东陈文治家独特的女长工。女长工终日泡在陈文治家绵延十几里的水田中,插下了起码一万株稻秧。她时刻感觉到东北坡地黑砖楼的存在,她的后背有一小片被染黑的阳光起伏跌宕。站立在远处黑砖楼上的人影就是陈文治。他从一架日本望远镜里望见了蒋氏。蒋氏在那年初春就穿着红布圆肚兜,后面露出男人般瘦精精的背脊。背脊上有一种持久的温暖的雾霭散起来,远景模糊,陈文治不停地用衣袖擦拭望远镜镜片。女长工动作奇丽,凭借她的长胳膊长腿把秧子天马行空般插,插得赏心悦目。陈文治惊叹于蒋氏的做田功夫,整整一个上午,他都在黑砖楼上窥视蒋氏的一举一动,苍白的刀条脸上漾满了痴迷的神色。正午过后蒋氏绰出水田,她将布褂胡乱披上肩背,手持两把滴水的秧子,在长工群中甩搭甩搭地走,她的红布兜有力地鼓起,即使是在望远镜里,财东陈文治也看出来蒋氏怀孕了。
我祖上的女人都极善生养。一九三四年祖母蒋氏又一次怀孕了。我父亲正渴望出世,而我伏在历史的另一侧洞口朝他们张望。这就是人类的锁链披挂在我身上的形式。
我对于枫杨树乡村早年生活的想象中,总是矗立着那座黑砖楼。黑砖楼是否存在并无意义,重要的是它已经成为一种沉默的象征,伴随祖母蒋氏出现,或者说黑砖楼只是祖母蒋氏给我的一块布景,诱发我的瑰丽的想象力。
所有见过蒋氏的陈姓遗老都告诉我,她是一个丑女人。她没有那种红布圆肚兜,她没有农妇顶起红布圆肚兜的乳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