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指南 7
冬天杨泊终于还是去北京出了一越差,火车驶至河北省境内时,突然出了件怪事,有一辆货车竟然迎面朝杨泊乘坐的客车奔驰而来。杨泊当时正趴在茶案上打瞌睡,他依稀觉到火车停下来了,人们都探出车窗朝一个方向张望。事情终于弄清楚了,是扳道工扳错了轨次,两列相向而行的火车相距只有一百多米了。杨泊吓了一跳,在漫长的临时停车时间里,他听见车厢里的人以劫后余生的语气探讨事故的起因和后果,而邻座的采购员愤愤不平地对杨泊说,你说现在的社会风气还像话吗?扳道工也可以睡觉,拿我们老百姓的性命当儿戏。杨泊想了一会扳道的事,在设想了事故的种种起因后,他宽宥了那个陌生的扳道工。杨泊淡然一笑说,谁都会出差错,也许扳道工心神不定,也许他正在跟妻子闹离婚呢。
杨泊用半天时间办完了所有公务。剩下的时间他不知道怎么打发。这是他主平第二次来到北京。第一次是跟朱芸结婚时的蜜月旅行,他记得他们当时住在一家由防空洞改建的旅馆里,每天早出晚归,在故宫、北海公园和颐和园之间疲于奔命,现在他竟然回忆不出那些风景点的风景了,只记得朱芸的那亲白底蓝点的连衣裙,它带着一丝汗味和一丝狐臭像鸟一样掠过。那段日子他很累,而且他的眼球在北京的浩荡人群里疼痛难忍,他还记得旅馆的女服务员郑重地告诫他们,不要弄脏床单,床单一律要过十天才能换洗,杨泊在西直门立交桥附近徘徊了一会儿,忽然想起几个女同事曾经托他买果脯和在苓夹饼之类的东西,他就近跳上了一辆电车。时值正午时分,车上人不多,穿红色羽绒服的男售票员指着杨泊说,喂,你去哪儿?杨泊一时说不上地名,哪儿热闹就去哪儿,随便。售票员瞪了杨泊一眼,从他手上抢过钱,他说,火葬场最热闹你去吗?土老帽,捣什么乱?杨泊知道他在骂人,脸色气得发白,你怎么随便骂人呢?售票员鼻孔里哼了一声,他挑衅地望着杨泊的衣服和皮鞋,你找练吗?他说,傻X,你看你还穿西装挂领带呢!杨泊忍无可忍,一把揪住了对方的红色羽绒服。你怎么随便侮辱人呢?杨泊只是拽了拽售票员的衣服,他没想到售票员就此扭住了他的肘关节。傻X,你他妈还想打我?售票员骂骂咧咧地把杨泊推到车门前。这时候杨泊再次痛感到自己的单薄嬴弱,他竟然无力抵抗对方更进一步的侮辱。车上其他的人面无表情,前面有人问,后面怎么回事?穿红羽绒服的售票员高声说,碰上个无赖,开一下车门,我把他轰下去,紧接着车门在降速中启开,杨泊觉得后背被猛地一击,身体便摔了出去。
杨泊站在一块标有青年绿岛木牌的草圃上,脑子竟然有点糊涂,脚踝处的胀疼提醒他刚才发生了什么。真荒谬,真倒霉。杨泊沮丧地环顾着四周,他觉得那个穿红羽绒服的小伙子情绪极不正常,也许他也在闹离婚。杨泊想,可是闹离婚也不应该丧失理智,随便伤害一个陌生人。杨泊又想也许不能怪别人,也许这个冬天就是一个倒霉的季节,他无法抗拒倒霉的季节。
马路对面有一家邮电局。杨泊后来走进了邮局,他想给俞琼挂个电话说些什么。电话接通后他又后悔起来,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心莫名其妙跳得很快。
喂,你是谁?俞琼在电话里很警惕地问。
我是一个倒霉的人。杨泊愣怔了一会说。
是你。你说话老是没头没脑的。俞琼好像叹了一口气,然后她的声调突然快乐起来,你猜我昨天干什么去了?我去舞厅跳通宵迪斯科了,跳得累死了,跳得快活死了。
你快活就好,我就担心你不快活。杨泊从话筒中隐隐听见一阵庄严的音乐,旋律很熟悉一时却想不起曲名,他说,你那边放的是什么音乐?
是你送给我的磁带,《结婚进行曲》。
别说话,让我听一会儿吧。请你把音量拧大一点。杨泊倚着邮电局的柜台,一手紧抓话筒,另一只手捂住另一只耳朵来阻隔邮电局的各种杂音。他听见《结婚进行曲》的旋律在遥远的城市响起来,像水一样洇透了他的身躯和灵魂,杨泊打了个莫名的冷颤,他的心情倏地变得辽阔而悲怆起来。后来他不记得电话是怎样挂断的。只依稀听见俞琼最后的温柔的声音,我等你回来。
这天深夜杨泊由前门方向走到著名的天安门广场。空中飘着纷纷扬扬的细雪,广场上已经人迹寥落,周围的建筑物在夜灯的照耀下呈现出一种直角的半明半暗的轮廓。杨泊绕着广场走了一圈,他看见冬雪浅浅地覆盖着这个陌主的圣地,即使是那些照相点留下的圆形木盘和工作台,也都在雪夜里呈现肃穆圣洁的光芒。杨泊竭力去想像在圣地发生的那些重大历史事件,结果却是徒劳。他脑子里依然固执地盘桓着关于离婚的种种想法。杨泊低着头。用脚步丈量纪念碑和天安门城楼间的距离,在一步一步的丈量中他想好了离婚的步骤:一、要协议离婚,避免暴力和人身伤害;二、要给予朱芸优越的条件,在财产分配和经济上要作出牺牲;三、要提前找房子,作为新的栖身之地;四、要为再婚作准备,这些需要同俞琼商量。杨泊的思路到这里就堵塞了,俞琼年轻充满朝气的形象也突然模糊起来,唯一清晰的是她的乌黑深陷的马来人种的眼睛,它含有一半柔情一半鄙视,始终追逐和拷问着杨泊,你很睿智,你很性感,但你更加怯懦。杨泊想起俞琼在一次做爱后说过的话,不由得感伤起来。夜空中飞扬的雪花已经打湿了他的帽子和脖颈,广场上荡漾着湿润的寒意。杨泊发现旗杆下的哨兵正在朝他观望,他意识到不该在这里逗留了。
杨泊觉得在天安门广场考虑离婚的事几乎是一种亵读,转念一想,这毕竟是个人私事,它总是由你自己解决问题,人大常委会是不可能在人民大会堂讨论这种事的。杨泊因此觉得自己夜游广场是天经地义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