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胡辛 作家
1998.9.19 北京河北饭店
胡辛老师朴素、大方、豪爽。一九九八年九月我和她在北京的首届女性文学会议上相遇，我们共住一间房，成了朋友。也许是出于个人的兴趣，她突然采访起我来。我因为同胡辛老师一起混熟了，就东一句、西一句，乱七八糟地和她讲了些情况。难得她如此有心，将其整理成这篇访谈。去年，我曾听说胡辛老师在打一桩官司，我很为她感到不平。但有什么办法呢，她又不做官，只好吃亏了。年初时她给我来过一封明信片，不知她现在是否一切都顺利。
冬末初春，人们赞叹的是“草色遥看近却无”的新生，那背阴处的残雪，便常为人冷落，又正因人迹罕至，所以还留着晶莹的洁白，在枯黄嫩绿的包围中，白便白得单薄、刺眼，不张扬，还有几分怯怯的柔弱，全然孤独无助又分明傲然独立的气象。这也是不能忽略的真实，或许它的存在更历经历史的真实。
她的作品惊世骇俗。无论是思想的犀利，抑或美学的规范，她都大刀阔斧得让人瞠目结舌！她的作品读者读着，会对人性中的恶恶心，对存在的不敢正视的恶心，她该有双怎样的以毒攻毒的眼睛呢？
第一次见着她，我也是瞠目结舌！她是那样的柔弱无助！那样的善良稚拙！浅蓝格子的衬衫，深蓝格子的长裤，单薄苗条的身挑，就像狂风中刚栽下的一株幼树，让人猛省，这就是“弱不禁风”，且平添怜惜。像婴儿般柔顺的“童发”裹着一张轮廓五官都纤细的女孩的脸，不是涉世未深，而是从未涉世。一双眼睛，神不见炯炯，力不觉穿透，可正视，可交流，她倒有几分怯怯。像张爱玲一样，她也是极怕见人的，极怕热闹的，她拥有她自己的世界。然而，她绝不拒人于千里之外。又让你吃一惊的是，她的谈锋极健，可她的声音语调又是很形象的淙淙泉水，湘地尾音的湘地泉水，压根没什么咄咄逼人。
都说文人相轻，我却有种“亲”感。我距她很近。当然，也许是一厢情愿。
这一次交谈也不过就是这一次交谈，只不过是我此时的视野中的这刻的她而已。
问：请你谈谈你的创作经历。
答：一九八三年在长沙《新创作》上发表处女作《污水上的肥皂泡》，第二篇《山上的小屋》在《人民文学》上发表，是编辑向前拿去的。而今已在海外出版作品二十部，今年还有两部作品即出。美国四部，日本六部，法国一部，意大利一部，德国一部，加拿大一部，香港三部，台湾一部。国内出版的作品有：《残雪文集》四卷本一百三十万字，《辉煌的日子》《黄泥街》《天堂里的对话》《突围表演》《思想汇报》等。
问：你的作品在海外影响不小，你在国内像是远离社会活动，给人“闭门造车”之感，可你的足迹遍及许多国家，能具体谈谈你在海外的活动吗？
答：我出访过美国、日本、丹麦、加拿大等国家。美国爱德华基金会邀请我参加国际笔会近四个月。那一批有三十多个成员，来自世界各地，基金会本来就是国际写作中心。《纽约时报》曾经三次介绍我。《读卖新闻》曾六次介绍我，《朝日新闻》也曾介绍过我五六次。
问：我曾经在我的一篇论文《女小说家的审丑意识》中，以你和一些女小说家的作品为例，不无惊叹地发现你们实践了大画家的感触：“在艺术里人们必须克服某一点。人须有勇气，丑的也须创造，因没有这一勇气，人们仍然是停留在墙的这一边。只是少数人越过墙到另一边去。”是否可以说，你是早早地大胆而成功地越到墙的另一边去了呢？
答：（笑）也可以这样说吧。我追求一种特殊的美——“记忆”研究。记忆有很多很多的层次，但人们意识到的大多是表层次，深层次的是人难意识到的，这并非梦，不是的，而是由原始力导诱出来的。西方在进行抽象化研究。人类进步了，但也自我增添了很多压力，而原始初民生活的空间是很少压抑的。譬如“脏”，并不一定就是不好的。我以为，“脏”就是生命力，所谓的美，正是从脏的土上长出来的花。最“脏”的最黑暗的地方是最有生命力的，离开了，美就只能是苍白的！
问：（大笑）你把“脏”的力和美发挥到极致了。我记得张爱玲在《谈跳舞》中也有类似的议论，是说印度的一种癫狂的舞吧，说是与他们的气候与生活环境相谐和，以此有永久性。她也议论说，地球上最早开始有动物，是在肮脏的泥沼里的。但是，她认为只是貌似龌龊，实则是混沌。混沌是元气旺盛的东西，龌龊却是腐败、死亡，至少是局部死亡。你指的脏，是否也是指混沌呢？
答：是，也不全是。我不愿见人，除了与人打不来交道外，还因为我太珍惜时间，死死抓住生命不放。
问：你说的不全是，是否指元气汤汤的混沌之外，“脏”还有一种古旧、破败、零落、衰亡的“永远不再”之美？
答：像是吧。曾获过芥介奖的日本作家、理论家日野启三读了我的《黄泥街》后，说，美得不得了！把我的作品翻译成英文的美国译家专程到长沙，要看“黄泥街”，意大利、法国的翻译家来长沙，也要看“黄泥街”……
问：恕我打断一下，听说长沙有条热闹非凡的个体书商街就叫黄泥街，你说的，不会是这条街吧？如果是，我可没那么丰富的想象力。
答：（笑）不是的。这条街有的只是一些破败的房屋，但外国朋友都说，美得不得了。都是发自内心的。
问：好，什么时候我一定也要去看看。你刚才谈的可说是你的审美倾向，那末，你的创作的本质追求是什么呢？
答：我的创作追求、人生追求，也就是追求的最大的幸福就是“认识”。是的，认识。不懂我的人常说我是个悲观主义者，其实，我对人生、对人性，既不悲观，也不乐观，就是那么回事，关键是人一定要认识。中国人最大的毛病就是不认识，也就是鲁迅所鞭挞的“阿Q精神”。
问：那末，你如何看待家庭呢？你对父母兄弟姊妹夫妻母子关系如何看呢？
答：我们家兄弟姊妹五个，外婆也一直跟我们家一起过，所以有十口之多。我的父亲邓钧洪，是三十年代党的地下工作者，曾辗转于长沙、桂林和东北，策划了韩梅村起义。解放后任湖南日报社社长，一九五七年反右前夕已接调外交部的通知并作短期疗养，可运动一开始，他立马风风火火赶回原单位大提意见，结果被打成大右派。母亲李茵，“反右”时也在湖南日报人事科工作，也被划成右派，所以我们家是双右派。当然父母双双被压迫赶到乡下劳改。那时，我才三岁。后来父亲到师范，母亲仍在农场。文革时，我们家自然脱不了下放的命运，一下就是十几年。我的小哥自强不息，一个初中生下放十年回城当搬运工，后来硬是直接考上研究生，现在是武汉大学的博导；二姐现在在海南师大工作；弟弟是克拉玛依的高级工程师，现在在俄罗斯工作。都是在逆境在艰难中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