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交

我的姨妈已经七十三岁了，她住在河对面的高楼里，有一个外侄女同她住在一起照顾她。自从母亲去世以后，姨妈就成了我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母亲生前同姨妈不和，所以我同姨妈很少见面，只是由我逢年过节给她打电话问候，她却从不打电话过来，因为怕我母亲会接电话吧。母亲的葬礼她当然没来，说：“人都死了，还去看什么呀？”我小的时候姨妈是常来的，那时父亲还在。姨妈来了之后就从手提袋里拿出编织活，坐在椅子上织毛衣。她还帮我父亲织过一件毛背心呢。父亲其实很看不起姨妈，说她“好逸恶劳”，“贪图享受”。他说她就是因为贪图享受才一辈子没结婚。当父亲这样说时，母亲总是为姨妈辩护。母亲的理由是姨妈是家里最小的女儿，当然就任性。她不结婚是因为太有主见了，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再说她还有份受人尊敬的职业，她又没有妨碍别人。父亲冷笑着，懒得同母亲争执。父亲死了之后姨妈就同我们家疏远了。开始还一年来几回，后来干脆来也不来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问母亲，母亲说姨妈随年龄的增长胆子越来越小，又爱挑剔，她既怕坐公共汽车出事，又怕路上的尘土污了她的鞋袜。所以她每次从我们这里回去之后都后悔得要命，发誓再不来第二回。

“我就告诉她说你不用来了。”母亲这样说。

我心里对母亲很不满，因为姨妈是唯一的亲戚，来了之后还给我零钱，母亲为什么这样容不得人呢？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姨妈并不是因为母亲的一句话就不来我家了。像姨妈这样的人才不会受别人情绪的影响呢。应该说，姨妈不来我家是自然而然的事，她厌烦了走亲戚，就停止了走动，这正是她行事的作风嘛。

姨妈接到我的电话就十分亲切地问候我和我母亲，然后详细告诉我她的近况。

“游乐场的门票又涨价了，贵得荒唐。游人还是有那么多。昨天一对夫妇从空中列车上掉下来，据说脑袋都摔得没有了。现在空中列车停开了，可是空中飞象还在开。要我说呢还是赏花比较好，就坐在绿水波光之中，看那些荷花缓缓开放。”

姨妈住二十层楼，从窗口望出去视线里头是一个游乐场，她一边织毛活一边看游乐场，所以每次在电话里头说的也是游乐场。我去过游乐场，场地很大，收费也贵，各种各样的娱乐设施一个挨一个。因为全市的人都喜欢去里头娱乐，所以一年到头灰雾冲天的，又嘈杂。有时一些刺激的项目还要排队，如空中列车之类。但是姨妈的窗口离游乐场较远，看不到细节，所以游乐场就被她在脑子里美化了，居然变成了“绿水波光”！那里倒的确有一个大水池，池里养了荷花，但因管理不善水都臭了，游人只得捂着鼻子绕道走。有一点是肯定的，姨妈绝对不会去游乐场玩那些“低俗的游戏”（她就是这样形容的）。我心里想，姨妈天天坐在窗口看游乐场，这么多年都不厌倦，说明她真是一个具有奇思异想的人。还有一次她在电话里头对我说：

“小妹（我的小名）啊，你怎么也想不到会有那么大的推土机开进来，一会儿工夫就把整个游乐场推平了。那些人就和蚁巢里的蚁一样四处奔逃，大血案啊。”

但是当天的报纸和广播并没有报道此事，我也没有听谁说起。然而蚊子是成灾了，烟都熏不出去，整夜在蚊帐外头示威一般地叫。母亲夜里起来两三次，压低声音在黑暗里同什么人打电话。我竖起耳朵监听了好久，终于确定电话线的那一头不是姨妈。她当然是不会同姨妈打电话的，可是除了姨妈，她又还能同谁打电话呢？第二天我问她同谁打电话，她没直接回答我，只是意味深长地看着我说道：“你再仔细想想看，我还有谁可以通话。”

母亲的话把我吓出一身冷汗，也不敢追问她了。我想的是：莫非她在同死去的父亲通话？姨妈在电话里说的事是一种预兆吗？父亲临死的时候显得很不甘心，坚决不肯闭眼。我记得姨妈在我身后轻声嘀咕了一句：“太贪心了。”当时我对姨妈极为反感。

去姨妈家的路很不好走，车水马龙，人行道又窄得不行。过河的时候坐轮渡更是挤得没法呼吸，满船都是农民和小贩，流着臭汗，你贴着我我贴着你。船开到河中央，并没起风浪，却剧烈地摇晃起来，我还以为末日到了呢。在一片尖叫声中，船身又稳住了，缓缓地朝码头靠去。

下得船来，发现我的浅色布的鞋面被许多人踩过，成了黑的，于是想起久违了的母亲，这双鞋还是她做的呢。由于想心事，路上总是撞着行人，不断招人恶骂。终于到了姨妈的楼房门口，进了电梯，这才松了一口气，定下心来了。

姨妈住在狭长的走廊的东头，房间门口装着森严的铁拉门。我按响电铃之后，瘦小的姨妈就快步走过来了，一大串钥匙在她手里叮当作响。过了好一会她才陆续打开两道门的锁。她拉开铁门的力气大得令我吃惊，那完全不像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我不由得在心里叹道：姨妈真是在养精蓄锐啊，要是母亲像她这样，也不至于死于心脏病了。奇怪的是姨妈费这么大的力气开门，外侄女宜香却若无其事地坐在桌边写字，完全没想到要过来帮忙。姨妈看出我的疑惑，解释说是她要宜香在“记录一些事件”。她还说这项工作一旦开始就收不了场了，什么都要记，“生活太精彩了”。

我坐在姨妈为我搬来的藤椅里头，低头伤心地看着被踩得脏兮兮的布鞋。

“小妹啊，你怎么总是这么怀旧呢？”

我抬头直视姨妈，看见她下面的那排牙又掉了一颗，说话有些漏风。她头上是曲卷的白发，像朵大菊花。她的眼睛，那双深陷在眼窝里的褐色眼睛居然还像年轻人一样明亮。

“姨妈，你以前在我们家里看到过什么吗？”

“你们家？”她眯了眯眼，“对了，有一只看家的老蜘蛛，身子是红色的，我认识它。那时你们家里蚊子要少得多。你的父亲捕杀了它。”

“真可惜，父亲遇事总想不开。”

“你也看出来了啊——”她取笑地拖长了声音。

姨妈邀我去看她的一个老朋友。我们走在灰尘眯眼的马路边，别看姨妈年纪老了，走路比我还快。她低着头往前冲，谁也不望，没有人敢来撞她。她的派头正好同我相反。同她走在一起我感到很惭愧。

那位老朋友是一个小学退休的校长，我们经过几棵古槐来到一座破旧的平房前面，我才忽然记起，这正是我就读过的小学。三十多年前，小学的大门是朝西开的，现在大门已经改到了东面。我还记起了校长的姓，我们叫她袁校长。那时她总是剪短发，穿鱼白色的上衣，眼梢有点往上吊。姨妈一喊“老袁”，紧闭的大门就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