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启蒙读《审判》

法律为罪行所吸引

K被捕的那天早上就是他内心自审历程的开始。这件事在K的生涯中决不是偶然的，法也不是偶然弄错了惩罚对象；在此之前，一定有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事先也肯定有过某种征兆，只不过发生在黑暗的潜意识的深处，没有被K所意识到而已。然而革命终于爆发了，史无前例的自审以这种古怪的形式展开，世界变得陌生，一种新的理念逐步地主宰了他的行为，迫使他放弃现有的一切，脱胎换骨。

K起先一直强调自己是无罪的、清白的，随着案情的发展，他变得越来越困惑，只是在结局到来时，他才明白了自己的罪行只在于自己要抓住生命（用二十只手抓住世界）。为明白这一点，他付出的代价也是整个生命。罪是什么？罪是由于自审才出现的。没有那天早上开始的自审，K就不可能犯罪。最初的自审是无意识的，虽然周围的人（理性）不断地向他示范，他仍然处在蒙昧之中。于是他出于要抓住生命的本能尽全力进行反抗，提出种种软弱无力的证据，如他的社会地位，他在公众中的好印象之类，想以此来驳斥对他的指控。他不明白，他所面对的是一个特殊的法庭，在这个机构的控制下，自身那些表面的规定就如可以随时脱下的衣裳，毫无意义；法是冷酷无情的，决不姑息。K就这样不由自主地一点一点地放弃象征生命的那些东西（职位、品格之类），一步步走向绝望，走向对一切都无所谓，直至最后全部放弃生命本身。

人要是自觉地活着，就有不可逾越的罪挡在前面，一旦意识到罪，法的惩罚就降临了。所以人决不能（不允许）完全自觉地活，也不能提前意识到罪。K的痛苦还不完全在于犯罪，他的痛苦还在于对法的一无所知与恐惧。他要弄清法的真相，他想为自己的活着找一个站得住的理由，想避免惩罚，他的努力并未收到效果。因为只有在他进一步犯罪时（每一次努力都是一次新的犯罪，短短时间里他罪行累累），法才出现，而且是以意想不到的、令他反感的形式出现，以致他在理智上完全不能接受，错过了弄清真相的机会。例如与看守、打手、画家、律师的会面均是如此。这些举止奇特的人都在对他进行启蒙，而他，由于已经形成惰性的、由生命滋养着的思维方式的限制，不可能及时的觉醒。

K一直到最后才弄清自己的罪行，这是不是个例外？他有没有可能早一点觉醒？假设他当初听从了律师的劝告，结果会不会要好一些呢？可以预料，如果他听从了律师的劝告，伏罪伏法，过程一定会拉得很长，并且不会产生这种突发的结局。如果再为K设身处地的想一想，这个结果又是必然的了。K的“弱点”只在于他过分看重生活，他下意识地不愿早一点觉醒，他顺其自然地沉溺于肉欲之中，不放过一切尽情生活的机会（如与毕斯特纳小姐、女看护等人的关系），这个“弱点”不断地加重着他的罪行，也是他对律师和画家的劝告怒不可遏的原因。正是由于他一意孤行，不愿主动放弃，才导致了灾祸的过早降临。但不论在哪种情况之下，K要彻底意识到自身的罪行都是不可能的；像K这样热情荡漾，见缝插针地追求肉欲满足的人，又怎么能彻底放弃生活的权利呢？就是他的这种性格才使得法以更可怕、更冷酷、更干脆的面貌出现的。

一次拙劣的表演

在法的面前，人的挣扎总是显得万分可笑。K的错误在于他用来与法对抗的那些东西是不堪一击的世俗材料，而法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作为上流社会的绅士K，他一心要证实自己的清白，为达到证实的目的，他决心向毕斯特纳小姐表演当时的情景，以使毕相信，逮捕他是多么地荒谬，多么地没有道理。他的表演效果怎么样呢？不但没有使毕小姐信服，反而把自己弄得没有把握了，这效果是出乎他的意料的！实际上在他表演时，观众不止毕小姐一个，我们明明感到还有另外一位观众躲在暗处，正是这位观众使得K隐隐地感到他的存在而变得没有把握的吧。到了后来，当K的表演突然草率结束时，他还沉溺在儿童式的异想天开里，又弄巧成拙，对毕小姐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假如他意识得到的话，在那位看不见的观众面前，他是何等地拙劣啊，事后他一定会后悔不迭，拼命唾弃自己吧。在表演时，他却没有充分意识到，表演后犯起罪来还是显得很自然似的，对自己的行为居然感到愉快，大约犯罪是最符合人的天性的吧。

K的行为也与众不同，非要亲自表演当时的情景来说服毕小姐，就像个不谙世事的儿童，以为所有的人都是可以说服的。毕小姐对他的表演不感兴趣，也不想接受他那荒唐的建议；她是高高在上的，对K关心的那些琐事不屑一顾，在K面前，她拥有精神上的某种优越感。尽管如此，她身上仍然透出那种世俗的诱惑，那诱惑使得K昏了头，像一头猪一样扑进她的怀里，彻底冒犯了她。

K的依据到底是什么呢？也许他认为，只要如实地再现当时的情景，观众就可以看出，像他这样一位体面的绅士，在银行里高居要职，事业上春风得意，却在一个早上成了囚犯，是多么地没有道理！多么地像一场可怕的幽默！但是如果换个角度来看，幽默和嘲弄不正是反过来针对不自量力的K的吗？他在竭力反抗的是什么？绅士、事业、银行的职位等等，对于那位看不见的观众来说到底算什么，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就连毕小姐不也是似听非听的，丝毫不受他的影响吗？他对于自身表面规定的那种过分的热情，究竟有什么意义呢？也许对他有重大意义的事，只是在法面前完全失去了意义吧。

问题是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伏罪是违反他的本性的，放弃迄今为止的生活方式更不可能，于是在有了这第一次拙劣的表演之后，K后来的生活就成了一系列企图证实的表演了。表面看似乎是无意识的，从他的行为里却可以体会到某种顽固的内在的抵抗与坚持，这种东西一直贯彻到最后，才由他自己的口中说了出来。

K一直有种与毕小姐相反的优越感，并用这种优越感来对抗对他的审判和限制。他的优越感是什么？不就是他的教养、身分、职位，他要用表演所证实的东西的依据吗？而教养、身分、职位，不过是个体生命的形式，这些脆弱的支撑，当然不足以与无比强大的法庭抗衡。当K感觉到优越时，是谁在对他进行幽默？

K为什么只能自欺到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