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灵魂的城堡》译者近藤直子问

残雪

近藤直子：《灵魂的城堡》过两三天，就要在日本开始发售了。在这书的后记里，我写了一些猜想，试图说明残雪为什么开始写评论了。关于我这猜想，最好先请你看廖金球女士的后记译文再说。现在想问你以下一些问题。

你自己认为残雪的小说是一种特殊的小说，而且其写法是一种特殊的写法。

你也认为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卡夫卡、博尔赫斯等作家的作品和写法都属于你那一种，是不是？

残雪：是的，我的小说是属于自古以来就有的一种特殊写法，即，全身心地沉浸在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有点奇怪的时间与空间里头，让笔先行，让自己所不知道的主题自行展开，让自己控制不了的结构自动形成，让每一个词携带另一个世界的神秘气味。写这种小说的作者，一般来说是很难意识到自己的创造物的深层含义的，写了就写了，作品对于作者来说也是一个陌生者，就那么存在了。我想，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是所有作家里头最能压抑自己的欲望的。我身上储藏了几千年的潜意识，而这些潜意识并不是像但丁或卡夫卡那样爆发出来，像火山一样。我的潜意识被我用强力镇压着，我从西方人那里学来了理性，一点一点地将它们开掘出来。这种职业的训练给了我另外一种力量，那就是一般作家所没有的、从看似杂乱的潜意识世界里找出结构的力量。当我写了很多小说以后，有一天，（那时大约43岁吧）我忽然从卡夫卡的几个长篇中看出了结构。从那以后，小说对我来说便呈现出一副完全不同的面貌了。我认为但丁或卡夫卡等作家都并不知道自己作品里面的这个结构，他们是那种西方的爆发型的天才，凭借某种模糊的召唤，走火入魔，猛烈地燃烧。我这个中国人同他们完全不是一回事，从一开始我就本能地采用了理性的方法来写非理性的小说。因为压抑了几千年，我的欲望并不比任何一位作家弱，但我很少（几乎没有）在无法控制的情形之下爆发。无论我在作品中多么颠狂，总有一双清醒的眼睛在高处注视着。也许可以说，我是一边释放欲望一边认识欲望的作家。我在幼年时代做梦时，便能够意识到自己是在梦中。每次我不想梦下去了，就跑到一个悬崖上往下一跳，便醒来。中华民族的特殊性造就了我这种特殊作家，我为此感到幸运。当然，我认为向西方经典文学学习是我得以从事这种创造的前提。在日常生活中。我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里，我能够分裂，又能整合。这种能力于不知不觉中保护了我的才能。当然也由于我出于职业的敏锐小心翼翼地将生活中损害我的文学的那些因素排除出去，我才能将活力保持到今天。

近藤直子：你曾经说过；你写的时候并不是灵感偶尔降临，而是你一直在灵感里。这种说明，我概念上好像可以理解，在后记里也写了：“大概残雪打开了她的‘地狱之门’，也就是打开了通到做为创造源泉的意识深层或无意识领域的通道吧。”可是感觉上，还是不太清楚，以前也问过好几次，还想问一下：你总是用“进去”或“入定”的说法，那么，那种时候不可能有中间或混合的意识状态吗？

残雪：所谓“进去”或“入定”便是突破常规，进入“自动写作”的氛围吧。我这种写作不可能有中间或混合状态，如果我作品中出现那种状态，那是因为我没有努力锻炼身体，意念不够集中，不够虔诚所致吧。但是很多作家可以搞那种混合的东西，让理性在作品里直接现身，比如马尔克斯，比如大江健三郎。在这个意义上，我属于文学中最“纯”的那一类。我在写作时，希望自己的每一个句子都摆脱陈腐的“现实”的羁绊，插入核心地带。从开始正式创作那一天起，我就感到了我只能写这种来自源头的故事。已经被众人“定格”的那些故事不是我所感兴趣的。我追求的是那种非理性的、狂想或冥思的极致，我有意识地用理性遏制欲望，造成反弹，得以进入那种境界。如今作为职业作家的我，只要自己想要，就可以进去。

近藤直子：你们在写作时的状态和别的很多作家们的状态，你认为有本质上的差异，还是程度上的？

残雪：应该是本质上的差异吧。不过区分也不是绝对的。比如卡尔维诺，早期作品也是现实主义，到了后来突然飞跃，进入不同的空间维度，这种转化的例子很多。有些古典作家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写出的作品也在某种程度上描写了本质，但他们不可能像我们这样纯粹和自觉。

近藤直子：你写评论时的意识状态和写小说时的意识状态有哪种差异？从作品来看，我感觉你写评论时的意识状态和我自己的没什么两样。可是虽然我没有写过小说，总是觉得，那种写法、思维方式和在写作时的意识状态对我永远很陌生。

残雪：是啊，在我，这两种创作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但又有相通之处。写评论，需要在反复阅读中产生冥想，从词语背后的暗道进入充满原始气息的人性王国。但我的体会，这种活动主要调动的还是我身上的逻辑能力。只不过运用这逻辑能力的过程还是有点神秘的，决不是1+1=2，反而是要在出错中才能辨认出起先根本没注意到的那个结构。也就是说，逻辑要通过感觉起作用，否则一事无成。无论多么难理解的作品，只要我愿意，总是能征服它。我所依仗的，就是我天生的冥想能力，然后用逻辑来对获取的意象加以整合，贯通。我的逻辑能力来自遗传，但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于对于西方理性精神的学习。由于写评论是进入另外一个人的精神结构，而那个人的形式感往往是极为独特的，无可借鉴的，所以对我来说，写评论比写小说更难。

至于写小说，那是更加出自本能的。理性只能站在场外监控，绝对不能跳进场内充当角色。也就是说，一切表演都必须是陌生化的，拉开了距离的。越陌生，距离拉得越开就越成功——因为所表演的是精神的故事，而精神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只在舞蹈者的气息里回荡，由那种气息凝聚成作品的形式。人在写的过程中有方向感，但这方向感并不能告诉你下一步如何写，每一个句子，每一种意象仍然要你即兴地、激情地造出来。似乎是，你写下的事物越不符合表面的逻辑，就越符合深层的逻辑。由于反复地训练自己，现在我在辨认的方面已经是行家了。不仅可以辨认自己的作品，还可以辨认同质的，他人的作品。我想，十年前我偶然写起了评论，可能是下意识里头想作为读者对自己的作品加以评论吧。正如卡尔维诺描写的那样，在当今，写作者和读者的身份越来越不可分了，混淆了。但是，这仍然是两种不同的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