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蒋晓云小说里的真情与假缘

一 姻缘路上

民国六十五年中秋节写“蒋晓云的小说”那篇评文时，朱西宁仅看过了她已发表的五篇（《随缘》《宜室宜家》《惊喜》《掉伞天》《口角春风》），但即毫无犹疑地肯定她为张爱玲、潘人木之后“无人可及”的言情小说家，盛赞其语言之“清丽闪烁”与其行文思路之“交织绵密和灵活畅捷”（《联合报六五年度小说奖作品集》，页三五七至三五八）。翌年八月，我身为《联合报》小说奖的评选委员，读了三十篇入围作品后，也毫无犹疑地圈选蒋晓云《乐山行》为首奖小说，因为凭其技巧之圆熟，文笔之细致，其他二十九位作者都不能同她相比的。去秋朱西宁同我同为《联合报》中篇小说奖评选委员，决选首奖作品为蒋晓云的《姻缘路》。四年之中，蒋晓云连拿了两个二奖（一九七六年首奖从缺，《掉伞天》二奖；一九七七年首奖小说为小野的《封杀》，《乐山行》二奖），一个首奖，实在表示她是年轻小说家间最优秀的一位。近年来彭歌、林海音在文章里谈起新兴小说家来，给他们提名嘉许的也就是蒋晓云一人。

当然，年轻的小说作者这样多，硬要凭他们四五年以来发表的作品来评定其高下，是大可不必的：凡是认真写作而具有才华的青年人我们都得鼓励。有些人早熟，有些人晚熟，那些晚熟的作者，假如一开头就遭受较苛的批评，很可能他们就退出文坛，不再发表作品了。蒋晓云无疑是位早熟的小说家，她的处女作《随缘》发表于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号《幼狮文艺》，比起张爱玲《传奇》里那几篇喜剧型的短篇来，真的并无愧色，怪不得朱西宁初读蒋晓云的小说，一定要问她是否受了张爱玲的影响。陈若曦大学时期所写的小说远比不上“随缘”。连白先勇早期的作品，除了《玉卿嫂》特别出色外，大半也是不成熟的；二十七岁后他才写出一篇篇的精品来。蒋晓云能在二十出头写出《随缘》《宜室宜家》这类作品，实在表示她天分高，有那种小说家观察人世特具的智慧。

蒋晓云虽然拿了三个奖，据我知，她的第一本小说集《随缘》（皇冠出版社一九七七年初版）销路并不太好。这几年来台湾流行乡土文学，好多批评家强调“社会惠识”，宋泽莱这样的新兴作家特别受到重视。宋泽莱的作品我看得太少，不便置评，但他作品产量之多，确实令我咋舌。相比起来，蒋晓云算是言情小说家，朱西宁说得很对，“甚易给人归入所谓‘鸳鸯蝴蝶派’，或敬重些的视她做‘张（爱玲）派’”。我为《乐山行》写评，也注意到这个问题：“喜剧性的短篇小说，写的人较少，也不易受人重视，看来好像主题不够严肃，关注的人生问题不够重要。”（“正襟危坐读小说”，见《新文学的传统》，页二六二）。偏偏《随缘》之后，蒋晓云又出了本集子，取名《姻缘路》，给人的印象好像是她对婚姻问题特别感兴趣，不论她是“张派”还是“鸳蝶派”，她对人生的关注面太狭小了。

当然，到了今天，蒋晓云早已不是专写当代台北知识青年间的爱情纠纷和婚姻问题的小说家了。《随缘》集了五篇此类小说，较后写的另外四篇都不是。《姻缘路》收了此类小说仅两篇，另外五篇写的是老幼贫苦、欢聚悲别多方面的人生。但蒋晓云写的言情小说，自有其卓越的成就，本文第一节不妨先讨论此类作品。

在民国六十年代我们读到了不少正视青年问题的短篇小说，陈映真《第一件差事》，张系国《地》，林怀民《蝉》为其尤著者。那些小说里的青年，不管志气如何消沉，生活如何腐败，多半以理想主义者自居。因为曾有过理想，他们更有资格对社会现状表示不满。蒋晓云笔下的知识青年，可说是没有理想的一代。他们是在非常现实的世俗社会里长大的，只关注自己的事业和幸福，不谈国家大事，对社会问题也毫无兴趣。女的以婚姻为其追求的目标：有了丈夫有了家，才能笃笃定定做人。男的也有些想结婚的，但大半事业心重，觉得胼手胝足找个伴共同奋斗太吃力，不如迟几年混出名堂后再讨个年轻美貌的太太更好。也有些人当惯了单身汉，更无意抛弃自由自在的日子去换个老婆。《随缘》里一个配角罗杰，女友安美玲跟别人结婚了，毫不在乎地对他一个女同事说：

“谁不要谁?安美玲不要我?你想想看，我二十四五岁，娶个老婆也二十四五岁，我再逍遥个七八年，娶个老婆还是二十四五岁。她是不愿意等呀?告诉你，她是不敢等，过个三五年，我不要她，她怎么办啦?”

蒋晓云笔下的男女同学，谈了四五年、七八年恋爱，到头来总是女方吃亏。男的受训去了，到美国留学去了，女的只好干等（当然暗底里她也在另想办法），到最后凭通信不能维持感情，男的也另有新欢了。

女的对那些有事业心的男子，也并不这样真心喜欢。她们喜欢的往往是小白脸那一型。《姻缘路》里的程涛，平日教女学生拉小提琴，在餐厅里演奏赚些外快，明知自己会说俏皮话，讨女孩子欢心，根本就不想结婚。《掉伞天》里的女主角云梅，虽然勉强同一个老实头结了婚，心里还是想着她得不到手的旧友方一止，“一止风趣活泼，长得又得人缘，要风是风，要雨是雨，就也不愿受羁缚。”此人原名方正，自云“报户口的时候，我爸爸写得太开了，变成了方一止”。这个名字起得真好，他这样的人总是适可而止，吊女人胃口，不会方方正正地对她求婚的。

除了云梅对方一止真有一份悼情外（他英年不寿），蒋晓云小说里的台北知识青年都相当自私，不肯为爱情而牺牲一点自己的利益的。朱西宁因之称她所写的是一个“无情世代”，并谓最早刻画这个无情世代的小说家是张爱玲：“三十多年前中日战争那个时期，即便沪港等通商口岸那般敏感的都会，一般也还看不出有何风吹草动，唯张爱玲已经极其敏感到一个无情世代即将潮涌而来的胚变的激越和震荡。”

比起新文学早期作家来，张爱玲诚然是个“无情世代”的先觉者（当然我们不能忘记她从小就爱读《金瓶梅》《歇浦潮》之类的无情小说以及毛姆、赫胥黎等英国“无情”小说家）。但《传奇》里的青年，不管如何无情，比起蒋晓云小说里的台北青年来，生活上多了一种因新旧文化冲击而所产生的奇趣。《倾城之恋》里的范柳原、白流苏，张爱玲直截了当地称之为一对“自私”的男女，但他们在调情期间还保持一种绅士淑女的风度，而这种风度是蒋晓云小说里的男女青年所没有的。白流苏这样离了婚的女子再也不能在娘家待下去了，范柳原是她唯一的救星，但她低头微笑，拿得定主意，从没有像《姻缘路》里的林月娟或者《闲梦》里的范伦婷这样向她的男朋友哭啼啼地摊过牌。范柳原是长年住在英国的阔少爷，程涛还有一点像他，蒋晓云爱情小说里的其他男角同他相比，自私得简直有些粗俗。柳原看中了流苏这样代表古中国的旧式淑女，一开头当然无意娶她，但至少对她表达了一份洋场公子的恋旧之情。像亨利?詹姆斯小说里的好多男女主角一样，范白二人代表两种不同的文化和教养，他俩的相互吸引，不只是财色的诱惑而已。何况流苏再矜持，初游香港期间，多少受了柳原的感导，第二次去港就乖乖地失身于他，因为她已觉悟：当他的情妇也比住在老家受气好了千倍。蒋晓云的正经女孩子就没有她的勇气，也没有她的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