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红快乐
时光太瘦，指缝太宽，不经意的一瞥，已隔了数年。从天津到上海有一天的船程，一昼一夜间，她脱离了天津油腻腻的不能舒展的空间，来到繁华苍凉的上海。
当一个决定改变一生时，回头看去，影响往往缓慢深长。像水流过河床，流向也是隐秘的。八岁的爱玲站在海轮上，看到渐渐靠近的城市，是否开始有一种模糊的意识，感觉到这个城市与自己之间有怎样千丝万缕、纠葛不断的联系呢？她是敏感的，敏感的人对未来有先知。
然而毕竟只有八岁，这样的年龄，即便如爱玲般的聪颖，也是懵懂的。这懵懂亦是天真，对命运的婉从，所以有“花落知多少”的喜悦惊动。
天津散发出暧昧模糊的气息，被逼夹在上海和北京之间，颤巍巍站不住脚，伸不直腰。我甚至怀疑，如果爱玲一直留在那个窘迫尴尬的城市，她身上还会不会有那样逼人的清贵呢？
也许上海是她前世的乡魂所系，她跟上海一点也没有隔阂。一到上海，坐在马车上，她是非常绔气而快乐的富家娇女，粉红底子的洋纱衫裤上飞着蓝蝴蝶。
上海的家比天津的老宅要逊色多了，只是中等人家常住的石库门房子，红油壁板。但是，孩子常常会沉浸在陌生的喜悦里，爱玲也不例外。多年后，她依然回忆着那羞涩的房子，于她“也是一种紧紧的朱红的快乐”。
我第一次去上海是在八月间，没有那样陌生的喜悦。上海于我，如同不爱的情人，即使被拥抱，依然觉得寂寞。
八月骄阳艳照，我去寻访那些老房子，仿佛就在那里，却无法确定。不能轻踏脚步惊扰，只是远远安静地眺望着那些似曾相识的阳台。那里曾经坐着爱玲的父亲，他打了过度的吗啡针，离死很近了。他独自坐在阳台上，头上搭一块湿手巾，两目直视，望着檐前挂着牛筋绳索那样粗而白的雨，嘴里喃喃说些什么。我的脑海晃过的还有小小的爱玲惊惧的眼神。
或许，从那时候起，她就从父亲身上，隐约感觉到生命的无助。如同我从亲人死亡里体味到决然的无可言喻的空洞。我们最易从亲密的关系中觉察到疏离，从最亲密的人身上感受到恐惧。最无能为力的离弃，就是死别。
生命来到你这里。生命的图案，只能描摹，静静等待轮回。
如果还有力量令死亡迟疑的话，那就是爱！一九二八年，爱玲生命中最亲近的两个女人——母亲和姑姑从英国回来。父亲发誓痛改前非，进了医院治疗。这种改变，在我看来更像“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忏悔。除了忏悔，也许还想挽回与妻子之间摇摇欲坠的感情。可是，他最终也没有改掉自己的毛病，又故态复燃。他和她之间也无法再挽回。一九二九年，他和她离婚，时年爱玲九岁。
一个人的个性从年幼即开始被塑造，长大后再经环境磨琢定型，一路走过去，除非日后历经大的磨难变故，否则不能动摇其根本。像我自幼好强的个性，铸就的棱角，就不是轻易可以打磨得平整的。也像爱玲对英格兰和法兰西颠倒的印象，以为英格兰是蓝天下的小红房子，而法兰西是微雨的青色。即使后来母亲告诉她英国是常常下雨的，法国是晴朗的，却始终无法矫正最初的印象。因为那是她记忆最甜蜜温暖的一种印象。
母亲归来，父亲妥协，大人逼仄尴尬的情感拉锯战中，竟然留出了一丝空隙让小孩繁衍无根的快乐。爱玲因此度过一段朱红色的快乐时光。她看见一切都不同了：“我们搬到一所花园洋房里，有狗，有花，有童话书，家里陡然添了许多蕴藉华美的亲戚朋友。我母亲和一个胖伯母并坐在钢琴凳上模仿一出电影里的恋爱表演，我坐在地上看着，大笑起来，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
爱玲开始学画，弹钢琴，学英文，为了一朵枯萎的花而落泪，开始扮演母亲所期许的淑女。或者真是淑女呢？如果岁月静好，没有后来的波折，爱玲在这样富贵优渥的环境里长成林徽因式的淑女、陆小曼似的才女，并非不可能的事情。只是世界会少一个张爱玲。
她开始显示自己聪明早慧的一面，开始了她才女历程。三岁能吟“商女不知亡国恨”，七岁熟读《红楼梦》，开始写章回小说。这些并非因为早教，而是天生聪慧，事实上，她的教育环境并不好，虽是书香门第，但父母经常为她剧烈地争吵。父亲不赞成她上学。
或许有耳濡目染的因素，但是更多的是生命内在的驱策，读书好象是渴了要喝水。她的文字有慧根，仿佛有天生的灵力，毫不费力的驱策它们，布阵行军战无不胜。她又好像古希腊神话里的雅典娜，生下来便全副武装，破开众神之王的脑袋跳出来，百无禁忌却又理所当然。
优秀，也许是出于勤奋，而卓越则定然与天分有关。否则那么多人，接受那么多的文学启蒙，却难得出现第二个张爱玲呢！
短暂的两年，温暖了一生。那两年在她的灵魂里烙下了无法覆盖的印记。
几乎所有的作家都要从自己的童年经历里抽取感情和记忆。要打动别人就要折腾自己，写作是绝望的慢性自杀，无法被饶恕。爱玲的后来，阴郁而光明凝练的文风，隐约就是这段岁月的抽象延续。
朱红色的快乐，渐渐紧缩成心口的朱砂痣，或者项上的鹤顶红。
当一个决定改变一生时，回头看去，影响往往缓慢深长。像水流过河床，流向也是隐秘的。八岁的爱玲站在海轮上，看到渐渐靠近的城市，是否开始有一种模糊的意识，感觉到这个城市与自己之间有怎样千丝万缕、纠葛不断的联系呢？她是敏感的，敏感的人对未来有先知。
然而毕竟只有八岁，这样的年龄，即便如爱玲般的聪颖，也是懵懂的。这懵懂亦是天真，对命运的婉从，所以有“花落知多少”的喜悦惊动。
天津散发出暧昧模糊的气息，被逼夹在上海和北京之间，颤巍巍站不住脚，伸不直腰。我甚至怀疑，如果爱玲一直留在那个窘迫尴尬的城市，她身上还会不会有那样逼人的清贵呢？
也许上海是她前世的乡魂所系，她跟上海一点也没有隔阂。一到上海，坐在马车上，她是非常绔气而快乐的富家娇女，粉红底子的洋纱衫裤上飞着蓝蝴蝶。
上海的家比天津的老宅要逊色多了，只是中等人家常住的石库门房子，红油壁板。但是，孩子常常会沉浸在陌生的喜悦里，爱玲也不例外。多年后，她依然回忆着那羞涩的房子，于她“也是一种紧紧的朱红的快乐”。
我第一次去上海是在八月间，没有那样陌生的喜悦。上海于我，如同不爱的情人，即使被拥抱，依然觉得寂寞。
八月骄阳艳照，我去寻访那些老房子，仿佛就在那里，却无法确定。不能轻踏脚步惊扰，只是远远安静地眺望着那些似曾相识的阳台。那里曾经坐着爱玲的父亲，他打了过度的吗啡针，离死很近了。他独自坐在阳台上，头上搭一块湿手巾，两目直视，望着檐前挂着牛筋绳索那样粗而白的雨，嘴里喃喃说些什么。我的脑海晃过的还有小小的爱玲惊惧的眼神。
或许，从那时候起，她就从父亲身上，隐约感觉到生命的无助。如同我从亲人死亡里体味到决然的无可言喻的空洞。我们最易从亲密的关系中觉察到疏离，从最亲密的人身上感受到恐惧。最无能为力的离弃，就是死别。
生命来到你这里。生命的图案，只能描摹，静静等待轮回。
如果还有力量令死亡迟疑的话，那就是爱！一九二八年，爱玲生命中最亲近的两个女人——母亲和姑姑从英国回来。父亲发誓痛改前非，进了医院治疗。这种改变，在我看来更像“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忏悔。除了忏悔，也许还想挽回与妻子之间摇摇欲坠的感情。可是，他最终也没有改掉自己的毛病，又故态复燃。他和她之间也无法再挽回。一九二九年，他和她离婚，时年爱玲九岁。
一个人的个性从年幼即开始被塑造，长大后再经环境磨琢定型，一路走过去，除非日后历经大的磨难变故，否则不能动摇其根本。像我自幼好强的个性，铸就的棱角，就不是轻易可以打磨得平整的。也像爱玲对英格兰和法兰西颠倒的印象，以为英格兰是蓝天下的小红房子，而法兰西是微雨的青色。即使后来母亲告诉她英国是常常下雨的，法国是晴朗的，却始终无法矫正最初的印象。因为那是她记忆最甜蜜温暖的一种印象。
母亲归来，父亲妥协，大人逼仄尴尬的情感拉锯战中，竟然留出了一丝空隙让小孩繁衍无根的快乐。爱玲因此度过一段朱红色的快乐时光。她看见一切都不同了：“我们搬到一所花园洋房里，有狗，有花，有童话书，家里陡然添了许多蕴藉华美的亲戚朋友。我母亲和一个胖伯母并坐在钢琴凳上模仿一出电影里的恋爱表演，我坐在地上看着，大笑起来，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
爱玲开始学画，弹钢琴，学英文，为了一朵枯萎的花而落泪，开始扮演母亲所期许的淑女。或者真是淑女呢？如果岁月静好，没有后来的波折，爱玲在这样富贵优渥的环境里长成林徽因式的淑女、陆小曼似的才女，并非不可能的事情。只是世界会少一个张爱玲。
她开始显示自己聪明早慧的一面，开始了她才女历程。三岁能吟“商女不知亡国恨”，七岁熟读《红楼梦》，开始写章回小说。这些并非因为早教，而是天生聪慧，事实上，她的教育环境并不好，虽是书香门第，但父母经常为她剧烈地争吵。父亲不赞成她上学。
或许有耳濡目染的因素，但是更多的是生命内在的驱策，读书好象是渴了要喝水。她的文字有慧根，仿佛有天生的灵力，毫不费力的驱策它们，布阵行军战无不胜。她又好像古希腊神话里的雅典娜，生下来便全副武装，破开众神之王的脑袋跳出来，百无禁忌却又理所当然。
优秀，也许是出于勤奋，而卓越则定然与天分有关。否则那么多人，接受那么多的文学启蒙，却难得出现第二个张爱玲呢！
短暂的两年，温暖了一生。那两年在她的灵魂里烙下了无法覆盖的印记。
几乎所有的作家都要从自己的童年经历里抽取感情和记忆。要打动别人就要折腾自己，写作是绝望的慢性自杀，无法被饶恕。爱玲的后来，阴郁而光明凝练的文风，隐约就是这段岁月的抽象延续。
朱红色的快乐，渐渐紧缩成心口的朱砂痣，或者项上的鹤顶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