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蝉脱壳

一九一六年夏末，是我担任箭山监狱典狱长的第二年，也正是在这一年，我第一次见到了那个自称是雄鹿吉伦的人。

我和雄鹿吉伦是在监狱外的一个叫哈拉南的小酒馆里认识的，当时，监狱内没有生活区，我只好在距离监狱两公里外的箭山村租了一间农舍，是一条蜿蜒而过的小河把这两处连了起来。

在工作之余，我经常光顾那家小酒馆，至于我和雄鹿吉伦能走到一起，则是由于对吉尼斯黑啤酒和飞镖游戏的共同爱好，当然，这两样东西也是那家小酒馆招揽生意的一种手段。

说实在的，雄鹿吉伦这个人与他名字里的“雄”字多少有些不符。

为什么这样说呢？让我们先看看他的相貌：作为一个年近不惑的中年男人，他不仅个子十分矮小，而且人也很瘦，似乎一阵大风就能把他吹个趔趄，让人乍一看都有些心痛。他的唇边留着两撇东方人常见的八字胡。不过那胡须摆在他那窄小的脸上，不但没有美感，反而显得有些不伦不类。他的眼睛有一只是假的，如果看东西时，他就要拼命睁大那一只，结果使得脸部两侧明显不对称。我们再看看他的着装：他经常穿着一件花呢上装，胸前佩着一条带横扣的怀表表链，头上戴着一顶苏格兰便帽，怎么看都让人觉得不搭配，甚至还有一种华而不实的感觉；此外，还有一点让人无法理解，这就是他手里经常拿着一本活页笔记本，有时还鬼鬼祟祟地往上面记些什么。他住在旅馆附近一个包吃包住的酒馆里，看样子手头比较宽裕。

据说雄鹿吉伦是一位作家，他博览群书、知识渊博，文笔也很好，曾写过许多文章，刊登在《大商船》《冒险事业》《故事周刊》《天下奇闻》这些通俗杂志上。不仅如此，他的口才也很出色，有时讲起话来口若悬河，甚至连乡野流行的荤素段子也讲得绘声绘色。

不知什么原因，雄鹿吉伦从不肯透露他用的笔名或假名，有时我出于好奇问他一些关于他和他的创作时，他总是避而不谈，或者是立即转移话题，总之，他绝口不提个人的经历。所以，关于雄鹿吉伦的个人情况，我也只是停留在道听途说的程度，比如有人说他曾周游过世界，有人认为他说话不带什么口音，猜想他可能是在美国出生的，仅此而已，至于真伪我也无从查证。不过，有一点我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雄鹿吉伦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超常的分析力，这在我下面要讲述的一桩神秘案件的侦破中可以得到充分的验证。

就我个人而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一九一六年那短短的几周里，与雄鹿吉伦的交往跨越了我的生命，如果我能再活一辈子的话，恐怕也难遇到第二个这样的人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自一九一六年以来的六十年里，我对于雄鹿吉伦究竟是谁，他是来自哪里，他是干什么的这些谜团至今都无法解开。

事情还要回溯到一九一六年九月二十六日，那天，箭山监狱要对杀人犯阿瑟·蒂斯戴尔执行死刑。

那天一大早，天空乌云密布，像被黑布蒙住了一样不透一丝光亮。

快到中午时分，突然狂风大作，一场暴风雨袭来，密集的雨点儿像子弹似的从黑压压的天空倾泻而下，并伴随着雷声轰隆隆滚过，闪电亮着银光在监狱墙壁的上方留下了似有若无的幻影，好似一个身着银白色衣服的人从窗前一闪而过。行刑日已让我提心吊胆，而这种风雨交加的鬼天气，又给我本已紧张的神经增加了几分负荷，我能清晰地听到从胸腔内发出的怦怦的心跳声，直觉告诉我这可能是个非同寻常的行刑日。

午后的那段时间里，我一直坐在办公室的窗前，一边凝视着窗外那急骤的雨线，一边听着挂钟传来的滴答声，等待着时间一分一秒地流过。我在心里暗暗地祈祷着，但愿能够加快速度，将死刑赶快执行完毕，好让我绷紧的心得到放松和解脱，我甚至还期待现在就是下班时间，那样我就可以直奔哈拉南酒馆与雄鹿吉伦碰头，一边悠闲地喝着黑啤酒，一边尽兴地玩着飞镖游戏了。

挂钟时针“嗒”地响了一声，把我的思绪从漫游中拉了回来，我看了看墙上的挂钟，已经是下午三点半了。这时，门外传来敲门声，原来是两名自愿监督行刑的村民到了，我让他们先到休息室等候一下，并告诉他们到时候会有人来招呼他们的。然后，我就披上一件雨衣到看守长罗杰斯的办公室，叫他跟我一起去行刑室。

行刑室的位置在监狱的东北角，面积并不大，四周的墙是砖砌的，屋顶是铁皮做的，两边分别是纺织车间和铸铁车间。行刑室内有一排见证人座椅，还有一个固定的绞刑架，照明灯都是镶在墙上的，靠北面墙那里有个门，是与死囚室相连的。按照惯例，阿瑟·蒂斯戴尔已于五天前被关进死囚室等待行刑这一天了。

蒂斯戴尔是一个性情暴虐、残忍的杀人犯，在首府发生的一次未遂抢劫案中，他残忍地杀死了三个人。按说犯下了如此重罪，他应该表现得老实一点儿，但他在被关押在箭山监狱的几个月里，也远不是什么模范囚徒。我作为监狱的典狱长，在职权范围内本可以对这些犯下死罪的人施以一定的同情，向地方官请求赦免，以往我还真申请过两次，但是对蒂斯戴尔这种十恶不赦的家伙，我对他没有任何同情感，也就无意挽留。

昨天晚上，我到死囚室看过他，问他是否需要一位神职人员，或者最后这顿晚餐是否想吃点儿特别的东西，结果他却不领我的情，反而用最恶毒的诅咒：即使死了，也要在地狱里诅咒我和罗杰斯以及所有在监狱工作的人。对此我丝毫没有感到意外。

当罗杰斯和我下午四点十分进入死囚室时，发现蒂斯戴尔还是老样子，只不过不像以前那样狂躁了，而是略显得忧郁，他双腿跪在囚床上，两眼毫无生气，有些呆滞地凝视着对面的墙壁。据奉命看守他的两名狱警霍洛韦尔和格兰杰说，他像这样已经有好几个小时了。

尽管昨天晚上蒂斯戴尔对我无礼，我还是走近他，问他是否需要请神职人员，但他依然跪在那里一动不动，没有任何反应，我又问他最后还有什么请求，比如走向绞刑架时要不要戴上头罩，他还是无动于衷，毫无反应。既然如此，我也就不多说什么了。

我把霍洛韦尔拉向一旁，对他说：“行刑时最好用头罩，这样我们大家都省事。”

“是，典狱长先生。”

随后，罗杰斯和我在格兰杰的陪同下离开死囚室，来到行刑室最后一次检查绞刑架。这里的绳索已经套好了，该打的结也打好了，当格兰杰再次确认无误后，我将绞刑架平台下面的门打开，这下面有个小小空间，离平台约八英尺高，它的作用是：对绞刑犯执行绞刑时，当死囚落入活动踏板后，这里可以容纳他头以下大部分身体，这样监刑者就不会看到死囚痛苦挣扎的惨状了。这种做法是我们箭山监狱所独创的，因此我颇为自得。我用手电筒将小空间的四壁和地板仔细照了一下，没有发现任何问题，我把门又重新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