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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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豪威尔的母亲经常说，他出生在1946年9月9日9点9分。

他身材矮小，走起路来蹦蹦跳跳，充满活力。他漂亮的浅棕色头发过早地脱落了，眼睛有点斜视，声音稍显沙哑，仿佛一直患有感冒。他说话非常缓慢，经常眨眼。

他三十二岁，是汤姆·卢斯的达拉斯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同罗斯·佩罗身边的许多人一样，豪威尔年纪轻轻就已经身居要职。他作为律师的最大优点就是韧性。“约翰能赢是因为他比对方更吃苦耐劳。”卢斯说。大多数周末，豪威尔都会在星期六或星期天选择加班，处理那些被电话打断的未尽事务，为下周的工作做好准备。如果家庭活动令他无法加这一天班，他会非常沮丧。而且，他经常工作到深夜，在家里都忘了吃晚饭，这令他的妻子安吉拉很不开心。

同佩罗一样，豪威尔出生在特克萨卡纳；同佩罗一样，他个子小，但胆子大。不过，1月14日中午他却有些害怕，因为他要去见达德加。

前一天下午，到德黑兰后不久，豪威尔就同EDS新聘请的本地律师阿哈默德·侯曼见过面。侯曼博士建议他不要见达德加，至少现在避免去见——达德加很可能打算逮捕他能找到的所有EDS公司的美国人，包括律师。

侯曼给豪威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身材魁梧肥胖，六十开外，按伊朗标准穿着得体。他是伊朗律师协会的前主席。尽管他的英语并不流利——法语是他的第二语言——但他看上去自信而博学。

侯曼的建议同豪威尔的直觉不谋而合。豪威尔喜欢在交涉前做足准备，他相信辩护律师的古老格言——决不要问你不知道答案的问题。

侯曼的建议也得到了美国姑娘邦妮·弗雷沙克的佐证。邦妮在司法部有一两个朋友，她在十二月就警告过杰伊·科伯恩，保罗和比尔将被逮捕，但当时没人相信她。事态如她所预言的那样发生后，她的可信度立即提升，于是，一月初的某晚十一点，她给里奇·加拉格尔打电话的时候，她的话得到高度重视。

这段对话令加拉格尔联想到了电影《总统班底》。电影中，紧张的线人在电话里用临时代码向新闻记者传递消息。邦妮的第一句话是：“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知道。”加拉格尔说。

“有人向你提过我？”

“是的。”

她说，EDS公司的电话遭到窃听，对话都被录了下来。她打电话来是要告诉加拉格尔，达德加很可能会逮捕更多EDS公司的管理人员。她建议他们离开伊朗或者搬入一个有许多新闻记者的酒店。保罗的副手罗伊德·布里格斯最有可能是达德加的下一个目标，但他已经离开了伊朗——他必须返回美国，向律师们通报情况。而加拉格尔和基恩·泰勒搬进了凯悦酒店。

达德加还没有逮捕EDS公司的其他人。

豪威尔不需要更多的证据。在掌握基本原则之前，他必须远离达德加。

而这天早上八点三十分，达德加突袭了布加勒斯特。

他带着六名调查员出现，要求查看EDS公司的文件。豪威尔躲在另一层的一个办公室里，给侯曼打去电话。两人匆匆商量了一下，侯曼建议所有EDS公司员工都配合达德加的搜查。

达德加想查看恰帕罗恩的文件。保罗秘书办公室的文件柜锁起来了，没人找得到钥匙。这当然令达德加愈发想看到文件。基恩·泰勒用他典型的直接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找来了撬棍，将柜子给撬开了。

同时，豪威尔溜出大楼，见到侯曼博士，然后前往司法部。

这也是一件令人心惊肉跳的事，因为他不得不挤过一群示威的暴徒，他们聚集在司法部外，抗议司法部关押政治犯。

豪威尔和侯曼同达德加的上司奇安博士有约。

豪威尔告诉奇安，EDS是一家具有良好声誉的公司，没有做错任何事，并非常愿意配合调查，以清除污名。但是，EDS公司希望自己的员工得到释放。

奇安说他已让助理吩咐达德加复查此案。

这话在豪威尔听来毫无用处。

他告诉奇安，他希望讨论降低保释金的问题。

奇安说的是波斯语，侯曼做翻译。侯曼说，奇安并没有坚决反对降低保释金。侯曼预计保释金可以降低一半。

奇安给豪威尔写了张条子，授权他到监狱探视保罗和比尔。

豪威尔事后回想，会谈没有取得任何成功，但至少奇安没有逮捕他。

他返回布加勒斯特，发现达德加也没有逮捕任何人。

他的律师直觉警告他别见达德加，但如今这种本能同他人格的另一面——急躁——纠缠起来。有时候，豪威尔会对研究、准备、预测、计划感到厌倦——他想解决问题，而不是一直思考如何解决。他喜欢急流勇进，迎难而上，而不是被困难压得寸步难行。这种倾向被亲临德黑兰的罗斯·佩罗加强了。佩罗总是早上第一个起床，问大家昨天取得了什么进展，今天打算完成什么任务——他一刻不停地鞭策着大家。于是急躁打败了谨慎，豪威尔决定会一会达德加。

所以他才害怕。

如果他不开心，他的妻子就更不开心。

安吉拉·豪威尔最近两个月都没怎么见到自己的丈夫。十一月和十二月的大部分日子他都待在德黑兰，努力劝说卫生部付款给EDS公司。回美国后，他又在EDS公司总部加班到很晚，解决保罗和比尔的问题，要不然就是跑去纽约同伊朗的律师见面。12月31日，豪威在早餐时间回到家——他又在公司加了通宵的班——却发现安吉拉搂着九个月大的儿子麦克，在阴暗寒冷的房子里的炉火前取暖——冰暴导致了电力中断。他只好让他们搬到他姐姐家，然后又去纽约了。

安吉拉已经承受了足够大的压力，而当他宣布他又要返回德黑兰时，她感到异常沮丧。“你知道那儿是什么状况。”她说，“你为什么要回去？”

难就难在，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他对自己将去德黑兰做什么还不清楚。他是去解决问题的，但他不知道如何解决。如果他能说“这就是我必须做的事，这是我职责所在，我是唯一能做这件事的人”，那她也许就能理解。“约翰，我们是一家人。这儿的一大堆事我都需要你帮忙。”她说。“一大堆事”是指冰暴、停电和孩子。

“抱歉。你还得尽量一个人扛着。我会同你保持联络的。”豪威尔说。

他们不是那种通过大吼大叫表达情绪的夫妻。他经常加班到很晚，害得她独自吃为他准备的晚餐，但他们最多只是爆发冷战，从不会吵架。但这一次比不回家吃饭要严重得多——他在她和孩子需要他的时候离开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