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在午夜悄然离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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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8日,佩尔斯护士死后的第16天,星期三,天已经很晚了,在南丁格尔大楼二楼的学生起居室内,达克尔斯护士正在给她母亲写信。她每周三写一次,每次总是准时写完,赶上星期三傍晚的那一趟邮轮。但是这一次她却打不起精神,定不下心来写这封信。她已经向脚边的废纸篓里扔了两个纸团,现在她又开始重写。
她坐在窗边双胞胎姐妹之一的书桌前,厚厚的窗帘正扫在她的左胳膊上,将阴湿的黑暗挡在窗外。她的前臂弯曲,护住了笔记本。在她对面,台灯灯光照在了玛德琳·戈达尔低着的头上。因为离得很近,达克尔斯护士能清楚地看见她头发缝间干净的白色头皮,能闻见洗发液里几乎难以觉察的消毒剂气味。戈达尔面前放着两本打开的课本,她正在做笔记。达克尔斯护士怀着一种怨恨的嫉妒心想,她总是那么聚精会神,不管是屋内还是屋外,没有什么东西能让她分神。令人钦佩、无忧无虑的戈达尔有信心将约翰·卡朋达期末考试最优成绩的金奖牌拿到手,最终将它别在她毫无瑕疵的围裙上。
达克尔斯护士被自己这种突如其来的、可耻的强烈敌意吓了一跳,她相信这种敌意一定已传达到了戈达尔身上,惊慌地将自己的目光从那低着的脑袋上收回,打量着房间四周。她在这所学校学习快三年了,对这个房间再熟悉不过,但她很少注意它在建筑和装修上的细节。今晚,她却以一种格外客观的眼光看待它,仿佛这房间与她,还有她的生活毫不相干。房间太大,谈不上舒适宜人,装修似乎使它有了一些奇特之处,年深月久,这些奇怪的东西便与房间融为一体了。它曾经必定是一间华丽的客厅,但是墙上已经很多年没有贴壁纸,现在只刷了油漆,已经破败不堪,据说要等有钱的时候再重新装修。装饰华丽的壁炉上面有大理石的雕刻,周围镶有一圈橡木,现在里面安放了一个巨大的煤气炉,样子古怪而丑陋,但效果很好。它咝咝作响,散发出的巨大热气甚至能送达房间的每一个黑暗角落。精致的红木桌靠在远处墙边,桌上胡乱放着一堆杂志,这张桌子好像就是约翰·卡朋达本人遗留下来的。但它已经被刮擦得失去了光泽,上面不断落下灰尘,却很少擦拭,桌面上一圈圈的花纹已是伤痕累累。在壁炉的左边,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台现代的大电视机,这是医院好友团赠送的礼物。它的正对面是一张蒙着印花装饰布的巨大沙发,弹簧已经塌陷了,旁边还有一把扶手椅。其他的坐椅和医院门诊部的一样,但是现在由于太旧、太破败,连病人都不想去坐。发白的木扶手污秽不堪,彩色的乙烯塑料座板也已经变形,向下凹陷了,壁炉里的热气使它们发出难闻的气味。有一张椅子是空的,那张红色座板的椅子是佩尔斯护士以前总喜欢坐的。由于瞧不上其他人挤在沙发中的那股亲热劲儿,她宁愿坐在这张椅子上,与围在电视机前的那一群人稍稍分开,做出一副极不感兴趣的样子看着电视,仿佛她随时可以不看似的,这对她是一种乐趣。她偶尔也会将视线移向膝上的书本,好像看电视这种愚蠢的娱乐让她不堪忍受一般。达克尔斯护士心想,佩尔斯护士总是有一点不受欢迎,让人感到压抑。如果没有那个身材笔直、总是爱吹毛求疵的人在场,这间起居室的气氛就会更加放松一些、愉快一些。但是现在只剩下一把空着的椅子,凹陷的座板使它看起来更糟糕。达克尔斯护士但愿自己有勇气走过去,将这把椅子转过来,与那些围在电视机前的椅子摆在一起,然后若无其事地在那块下陷了的座板上坐下来,将那个让人压抑的阴影永远驱走。她不知道其他学生是否也有同感,又不能去问她们。你看那对双胞胎姐妹,在沙发的角落里挤成一团,正在看着陈旧的警匪片,难道她们就真的像她们表现出来的那样,深深地被电视吸引了吗?她们俩都在织厚厚的毛衣,这是她们冬天要穿的。她们的手指不停地织着,眼睛却盯着屏幕。还有法伦护士,她正懒洋洋地躺在扶手椅中,一条套着裤子的腿正漫不经心地搁在扶手上晃动。这是她休病假后第一天回到学校,她的脸看起来仍然有点苍白,也变尖了。她的心思就真的放在那个头发梳得油光水滑的主角身上吗?她呆呆地看着那个可笑的家伙,他戴着一顶高高的、镶着宽缎带的软毡帽,肩上垫着厚厚的衬垫,沙哑的声音时不时地伴着枪声响彻整个房间。又或者她对那张空着的红椅子、那下陷的座板,以及那被佩尔斯护士的手磨圆了的扶手也有一种病态的感受?
达克尔斯护士不禁打了个寒战。墙上的挂钟已经指向9点30分。屋外风声正起,今夜将狂风大作。从电视机难得有的安静间隙中,她能听见树枝发出的沙沙声和叹息声,能想象出树叶最后轻轻落在草地上和小径上的景象,这些会使得南丁格尔大楼陷入一片寂静和落寞之中,愈发显得孤寂。她强迫自己又拿起笔,真的必须写了!不久就是学生们就寝的时间了,她们一个个道过晚安后会离开,只留下她一个人勇敢地面对灯光昏暗的楼梯和远处黑暗的走廊。当然,约瑟芬·法伦还会留在这儿,她不看完所有的夜间电视节目是不会去睡觉的。看完电视后,她会独自一人上楼去准备她夜间喝的热威士忌兑柠檬水。人人都知道法伦这个不变的习惯。可是达克尔斯护士觉得不能独自面对法伦。从起居室到寝室的那一段可怕的路上,法伦是她最不愿意找的伴。
她又开始写信。
“妈妈,请不要为谋杀的事担心。”
她一看到纸上写的字,便知道这明明是不可能的,这让她受到打击。无论如何她得避免使用情绪化、血腥气的字眼。她又改写道:“妈妈,当你看到我下面写的事情时,请不要担心。真的没有必要。我十分安全和快乐,没有人真的相信佩尔斯是被蓄意谋杀的。”
这当然不是真实的。显然有一些人认为佩尔斯是被蓄意谋杀的,要不然警察为什么会在这里?认为毒药进入牛奶是源于意外,或者认为佩尔斯——这个敬畏上帝、谨小慎微、基本上还有点迟钝的佩尔斯——会选择这种特别痛苦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些想法都很可笑。她继续写:“当地刑事调查部的警察来过了,但是这几天他们不常来了。他们对我们学生很和善,我想他们没有怀疑任何人。可怜的佩尔斯没什么人缘,但是如果说这里有人要谋害她,那简直太荒谬了。”
那些警察真的待人和善吗?她不知道。他们当然行事规矩,非常有礼貌。他们说了许多安慰人的套话,强调与他们合作的重要性,说什么为了破解这起可怕的悲剧案子,一定要随时随地告诉他们实情,无论看到了多么细小、多么不重要的事情都不要隐瞒。他们没有一个人说话提高嗓门,没有一个人具有攻击性或恐吓性。可是他们全都让人害怕。他们在南丁格尔大楼出现,那种充满了自信、充满了阳刚之气的形象就像是示范室那扇上了锁的门,总是叫人想起那起悲剧事件而感到害怕。达克尔斯护士已经发现贝利检查员是他们中最让人害怕的。他是一个大个子,通红的满月脸,说起话来带着一种蛊惑人心的气势,拿出一副长辈般的态度对待你,这与他那像猪一样的冰冷眼睛形成鲜明的对照,使人看了不免心惊胆寒。他不断地盘问。她仍然记得那些没完没了的会议,必须有很强的意志力才能受得了那探究的盯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