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一章 河山表里更分明 明清之际的风起云涌（第11/26页）

丁酉乡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拉开了序幕。少年天子顺治皇帝由于刚刚顺利册封红粉知己董鄂妃为皇贵妃，心情大好，突然决定有所作为，要对科举加以整饬。丁酉的前一科，顺治十一年（1654年）的甲午，人称“甲午一榜无不以关节得倖，于是阴躁者走北如鹜，各入成均，若倾江南而去之矣”，顺治皇帝有所察觉警惕，因而不但在选派主考官上格外费心，还事先对考官们告诫说：“考官阅卷有弊者，杀无赦！”语气十分严厉。然而，科场积弊由来已久，似乎谁也没有太把年轻皇帝的话当回事。

在各省乡试中，顺天闱[27] 为北方最重，江南闱则为南方最重，二省录取举人的名额也是高居前两位。顺天闱之所以排在第一，不过是“天子脚下”的首善之区，沾了京师和皇帝的光。而江南闱能排在第二，则全靠地域人文荟萃、真枪实弹的本事了。江南多名士，江南闱也素来被认为是国家选拔人才最关紧要的所在，因而所选派的考官，特别慎重。

当年，方猷、钱开宗被选为江南科场主、副考官。顺治皇帝寄予厚望，临行前特意召见，要方、钱二人敬慎秉公，并警告说倘所行不正，绝不轻恕。然科场积弊已深，之前的处罚又轻微有限，加上汉官素来有欺负满人不通翰墨之心，方猷、钱开宗并没有太将顺治皇帝的话放在心上。

到了江南科场南京后，主考官方猷、钱开宗自以为天高皇帝远，早就将顺治皇帝的提醒忘到了九霄云外，大肆徇私舞弊。榜发后，取中者颇多富贵人家子弟。士论大哗，愤愤不平者大有人在。有人写文章怒骂，将主考官骂得不亦乐乎。还有人写诗嘲讽道：“孔方主试合钱神，题目先论富与贫。金陵自古称金穴，白下于今中白丁。”

不过，影响最大的还是南京书肆刚刚刊刻发行的《万金记》一书，万是方猷的“方”字去一点，金字则为钱开宗的“钱”字的一半，“万金”二字即是影射方猷、钱开宗两主考的姓。书中揭露了主考官行贿通贿的情形，历历如绘，只是隐去了当事人姓名。

另外还有一出名叫《钧天乐》的杂剧，也是写科场故事，分上、下两本。上本写文才出众的沈子虚，应试落第，而不学无术的贾斯文等，却因财势而得中式。主考名叫胡图，是“糊涂”的谐音；三鼎甲名叫贾斯文、程不证、魏无知，谐音分别为“假斯文”“真不正”“鬼无知”。剧本中有一首《黄莺儿》词：“命意在题中，轻贫士，重富翁。诗云子曰全无用，切磋欠工，往来要通，其斯之谓方能中，告诸公，方人子贡（孔子弟子，以善于营财著称），原是货殖家风。”淋漓尽致地揭发了主考官纳贿作弊的行为。下本写天界考试真才，沈子虚遂中状元，并得夫妻团圆，表现了作者的幻想。

此剧刚好写成于江南闱发榜后，时人均疑影射科场，每每演出，“观者如堵墙，靡不咋舌骇叹”“吴中好事者传为美谈”。

方猷、钱开宗二人离开江南回京师，路过常州和苏州时，一路有人都随舟唾骂，甚至投掷砖石，吓得二人一路都躲在舱中。来时前呼后拥，无比风光；去时却是藏头缩尾，丝毫不敢抛头露面，可谓对比鲜明。

不巧的是，当年顺天科场亦有重大舞弊事件，被人揭发后，同考官[28] 李振邺等人被处极刑，且株连极广，顺治皇帝正处于盛怒之中。既然江南亦有种种舞弊传闻，朝中以刘正宗为首的北方籍大臣决定充分利用此大好机会，以达到“荼毒南士”的目的。

经过一番周密策划后，顺治十四年（1657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工科给事中阴应节（山西洪洞人）上疏参奏道：“江南主考方猷等弊窦多端，发榜后，士子愤其不公，哭文庙、殴簾官，物议沸腾。”

阴应节还举出了此事中趁机滋弊、冒滥贤书的典型：少詹事方拱乾第五子方章钺因与方猷联宗，而被取为举人。

方章钺出身海内著名世家桐城（今安徽）方氏。方氏号称“江东华胄第一”，门中数代科第仕履繁盛，声名显赫。方章钺本人也是江南有名的才子，以他的文章才华，不中举才是咄咄怪事。但阴应节有意选中方章钺为箭靶弹劾，其实是将目标对准了方章钺的背后——其在朝为官的父亲方拱乾（时任詹事）和兄长方玄成（后因避康熙名玄烨改名方孝标，时任内弘文院侍读学士）、方亨咸（时任监察御史）、方膏茂几人。

方拱乾初名策若，字肃之，号坦庵。少年聪颖，七岁已经“能属诗文”，二十岁时，诗文为世人称许，与同乡姚孙森等五人并称为“六骏”。崇祯元年（1628年）中进士，授官庶常。后以翰林身份任东宫（太子）讲官。明朝灭亡后，方拱乾先是被攻入北京的李自成大顺军俘虏，受到酷刑折磨，后以行贿得免。清军入山海关，李自成弃北京退往山西，方拱乾乘乱南归。顺治十一年（1654年），因两江总督马国柱等人推荐，方拱乾被清廷起用，初为内翰林秘书院侍讲学士，后升詹事府右少詹事，兼内翰林国史院侍读学士。

明末清初，桐城方氏享大名者，莫过于方拱乾父子。方拱乾有六子，依次为玄成（顺治六年进士）、亨咸（顺治四年进士）、育盛（顺治十一年中举）、膏茂（举人出身）、章钺、奕箴。方氏取名有一原则，即所谓的“文头武尾”——第一字以一点一画起笔，第二字以斜钩收尾。其时，方氏父子文名震动天下，长子方玄成更是成为顺治皇帝身边极见宠信的文学侍从之臣，深遭北方大臣忌恨。而方拱乾早前曾在“南太子案”中得罪过北方系首脑人物刘正宗，刘正宗恨之入骨，一直要找机会报复[29] 。

顺治皇帝当时正为顺天科场案而恼火，接到阴应节的奏疏后，霍然震怒，立即召来方玄成询问究竟。

往昔顺治皇帝对方玄成优渥眷顾，都是亲切地称呼其号“楼冈”，从不直呼其名，还经常说“方学士面冷，可作吏部尚书”，此刻却是翻脸无情，声色俱厉。

方玄成如实告诉皇帝说：他们方家出自安徽桐城，已历数世，而江南主考方猷是浙江人，从未同宗，他弟弟方章钺根本不在回避之列。事情显而易见，阴应节是诬奏之词。

顺治皇帝这才颜色稍缓，但又口气严厉地道：“此案既然要从严办理，方章钺亦不能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