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57

但旅馆经理注意到了。他独自在门厅里，正坐在接待区一侧的书桌后头，抬起头看到我走进来。一如往常，他伸出一手，满脸喜悦的笑容，走上来迎接我。

“啊，布洛迪·大卫·威尔森先生，希望你去放松，享受了一顿高质量的晚餐。”

我还没回答，就看到他的表情变了：一抹担忧和困惑掠过他的脸。

“可是你带着一个伤好严重。”他说，指着他向来干净无瑕的瓷砖地板，上头被我的血弄脏了。

我低头，看到裤管的左小腿处有一道撕裂，猜想是那艘赛艇爆开时，四散飞溅的碎片击中了那里。血流到我运动鞋的鞋掌，就这样一路踩过旅馆的门厅。

“该死！”我说，“我刚刚穿过碧辟加油站附近那条大马路，路中央有一道分隔的生锈栏杆，大概我爬过去时不小心割破的。”

这个解释并不高明，但短时间内我只想得出这个，而那个经理似乎完全接受了。

“是啊，我知道那个地方，”他说，“那里的车子很疯狂。来，让我帮你。”

但我婉拒了，坚持要回我房间，还踮起脚尖走路，免得在他的地板上留下更多血迹。一进房间，我就锁上门，脱掉长裤，利用一把旅行用的小镊子，把嵌在小腿上那块锯齿状的金属拔出来。一拔出来后，伤口就开始涌出鲜血，但我已经把一件T恤撕成长条，赶紧绑在小腿上止血，几秒钟之内就包扎好伤口。

然后，我才打开衬衫，把注意力转向我从那本结婚相簿里偷来的照片上。上头是库马利和她的丈夫，彼此挽着手臂微笑，正要离开婚宴去度蜜月。他长得很英俊，二十多岁，但他身上有个什么—从他亚麻长裤的剪裁、他手里拿的飞行员太阳眼镜—让我觉得他是个花花公子。我完全无法想象他会是当地清真寺的忠实成员，而且再度看着库马利美丽的脸，我还是怎么都想不透。

我把照片翻面，发现土耳其摄影师跟其他国家的摄影师没有什么两样：照片背面有摄影师名字、一个序号，还有一个伊斯坦布尔的电话号码，顾客可以打去加洗照片。

现在打过去太晚了，于是，尽管小腿依然阵阵抽痛，我还是打开笔记本电脑检查电子邮件。我很惊讶地发现，布瑞德利竟没有给我任何有关库马利背景的信息，于是诅咒起“低语死神”和中央情报局那些研究人员，诅咒到一半，才看到有一则来自苹果公司的文字讯息，通知我最近下载的音乐收费多少钱。

我打开iTunes，看到我新下载的音乐是《土耳其畅销金曲》，里头是土耳其近年参加欧洲歌唱大赛的曲目选集。啊，老天。

我不得不忍受着听完两首歌，外加第三首的一部分，才发现里头嵌入了一连串文字数据。尽管里头没提，但显然那些研究人员侵入了土耳其的警察数据库，查到了库马利的人事档案。

他们的报告说，她曾研读两年法律，然后辍学，申请进入国立警察学院，读毕四年课程，拿到学位。她的毕业成绩是最顶尖的一级，于是被分发担任刑事调查工作，服务于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之后，由于她的英文好，于是就被派到一个最能发挥她这项专长的观光城市：博德鲁姆。

他们还发现很多其他资料，主要都是赞美和升迁—看起来她是个优秀的警察—但这些都是制式的职业资料，显然从她就读警察学院起，她的姓就是库马利，没有别的。

中情局的研究人员也很想知道那是不是她娘家的本姓，还试图想侵入其他数据库，去查结婚登记、出生证明、护照申请等资料，结果都踢到铁板。令人惊讶的是，土耳其的公共数据是无法侵入的。不是因为他们的政府像五角大厦那样，采用了某些复杂的网络安保系统。答案要简单得多：这些档案库都还没数字化。官方记录只有纸本，大概都捆成一包包，存放在无数仓库里。根据中央情报局的说法，要查到五年前的数据，唯一的办法就是写一份申请书，然后可能要等超过一个月。

我沮丧地看着那份报告—中央情报局研究的案子常常是这样，完全没有冰山，只有露出水面的一角。我猜想早晚他们会解决她姓氏的问题，但就像律师们常说的，最关键的就是时间。我被他们的工作成果搞得很失望，于是上床去睡觉。

拜中央情报局所赐，现在整桩调查就寄托在伊斯坦布尔的一个摄影师身上，我从来没听过他的名字，而且他搞不好已经退休或死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