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天|

一天快要结束的时候，瑞莎终于轻松了一些。她在八小时里上的都是同样的课。通常她负责教授政治必修课，但今天早上她收到教育部在学校里公布的指示，命令她遵守停课计划。莫斯科的所有学校似乎都收到了这些指示，并立即执行；明天恢复正常上课。指示规定，她必须花一天时间与每个班进行讨论，讨论的内容就是斯大林如何爱这个国家的孩子们。爱本身就是一堂政治课。没有什么爱比领袖的爱更重要，因此，对领袖的爱也同样最重要。作为这种爱的一部分，斯大林希望提醒所有的孩子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采取基本的预防措施。他们在过马路前应左右张望两次，乘坐地铁也应保持小心，最后，不可在铁路上玩耍——这一点尤其要强调。在过去一年当中，出现过几起铁路悲剧。在这个国家，孩子的安全最为重要。孩子就是未来。他们还为孩子们做了一些略显可笑的示范。最后，每个班级都进行了一次小测验，以确保学生们已经理解所有信息。

谁最爱你们？正确答案：斯大林。

你们最爱谁？

正确答案：见上。

（错误答案被记录下来）

你们不应做什么？

正确答案：在铁路上玩耍。

瑞莎只能推测，官方的这道最新命令背后的原因是政党担心人口水平。通常来说，她的课都很索然无味，可能比其他学科更加无聊。尽管不指望学生们在成功计算出数学方程式时鼓掌叫好，但对于她说出任何关于最高统帅斯大林、苏联或者世界革命前景的宣言时，他们一定要拍手称赞。学生们相互竞争，没有人愿意自己的表现落后于他人。每隔五分钟，全班都会停下来，孩子们站起来，用脚跺着地板，要么就用拳头击打桌面，瑞莎这时理所当然地也站起来，加入其中。为了防止擦痛手掌，她在拍手时，手掌几乎碰触不到，相互稍微滑擦一下，装出热情洋溢的模样。最初的时候，她怀疑孩子们是否喜欢这种喧嚣的行为，并利用各种机会打断。但她后来意识到事情并非如此。他们都很害怕，因此纪律从来就不是个问题。她几乎不需要提高嗓门，也无须恐吓威胁他们。即使是六岁的孩子都明白，蔑视权威、抢先发言是在冒生命危险。

尽管班级规模较大（如果不是因为战争对人口造成的重大破坏，班级规模可能会更大），但瑞莎一开始就坚持记住了每个学生的名字。正因如此，她对每个学生都非常关心。但很快她就注意到，她能够叫出每个学生的名字反而让他们产生一种特殊的不安，仿佛这里面暗藏着某种威胁：

如果我记住你的名字，我就可以公然指责你。

这些孩子已经领略匿名的价值，瑞莎意识到，他们更希望她对自己的关注越少越好。不到两个月之后，她就不再喊他们的名字，回到用手指点的方式。

但她几乎没有理由抱怨。她任教的这所学校——第七中学碰巧是国家教育政策的一个典范。这是一所建立在粗短混凝土支柱上的长方形建筑，经常被拍成照片，得到广泛宣传。学校的创办者不是别人，正是尼基塔·克鲁什切夫，他在新体育馆发表演讲，新体育馆的地面打着厚厚的蜡，他的保镖为了避免滑倒，不得不小心翼翼。他声称，教育必须适应国家的需要。而这个国家需要的就是具有高度生产力、年轻健康的科学家、工程师以及奥运会金牌运动员。这个教堂大小的体育馆紧挨着主楼，比学校本身更宽敞、更深长，体育馆里设有一个室内跑道以及一系列垫子、铁圈、绳梯和跳板，通过课程表安排，所有这些都得到很好的利用，每一个学生不论年龄和能力，每天都要在这里训练一小时。瑞莎对他的演讲以及学校设计背后的含意总是非常清楚：这个国家不需要诗人、哲学家和牧师。它需要可以衡量和量化的生产力，需要能够以秒表计时的成功。

在同事当中，只有一个人算得上是瑞莎的朋友，他就是伊万·库兹米奇·朱可夫，一位语言和文学教师。瑞莎不清楚他的确切年龄，他不肯说，但看上去应该在四十岁左右。他们之间的友谊纯属偶然。有一次伊万不经意地感叹学校图书馆之狭小——在地下室紧挨着锅炉房的一间像壁橱一样的房间，房间里堆着小册子、过期的《真理报》、被许可的文本，没有一部外国作家的作品。听到他这么说，瑞莎低声让他小心一点。这一句耳语开始了一段本来不太可能的友谊，在她看来，鉴于伊万直言不讳的习惯，这段友谊可能不太明智。其他老师都相信在他的地板下面一定藏有禁书，更恶劣的是，他自己也在创作，并将颠覆性的内容偷偷传到西方。的确，他曾经借给她一本《丧钟为谁而鸣》的非法译本，整整一个夏天，她不得不在公园里读完这本书，永远也不敢把它带回自己的公寓。瑞莎之所以还敢于与他保持这种友谊，是因为她自己的忠诚从未受到过于详细的检查。她毕竟是国家安全部军官的妻子，这是众人皆知的事情，包括一些学生都知道。按理来说，伊万应该保持距离。但他无疑对瑞莎感到很放心，他推断，如果瑞莎想举报他的话，早就这么做了。因为瑞莎曾多次听到他大放厥词，而且向自己的丈夫举报他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因此，结果就变成在所有同事当中，她唯一信任的人就是最让人怀疑的那个男人，而他唯一信任的人是最不应信任的那个女人。他已婚，有三个孩子，但她仍然怀疑他爱上了自己。她并不老想着这件事，她希望为了他们俩，他最好也不要老想着这件事。

在学校大门口外面的马路对面，里奥站在一栋低层公寓的走廊上。他脱下制服，换了便衣，这身衣服是他从工作单位借来的。在鲁布央卡，有许多衣柜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零碎东西：外套、夹克、裤子——什么尺寸和品质的衣服都有，就是为了便衣这个目的所准备的。里奥从没想过这些衣服来自何处，直到他在一件棉衬衫的袖口上发现一块血渍，他才明白这些是在瓦索诺夫耶夫斯基巷被枪决的那些死刑犯的衣服。衣服当然被洗过，但有些污渍还很顽固。里奥穿了一件长及脚踝的灰羊毛外套，一顶厚重的皮毛帽子拉至前额，他相信就算妻子偶尔朝自己这个方向匆匆一瞥，也不会认出他来的。他一直靠跺脚来保暖，不停地看自己的手表，这是一块“宝杰”不锈钢表——他妻子送给他的生日礼物。现在离她下课没有多长时间了，他瞥了一眼头顶上的灯，伸手抓了一根废弃的拖把，砸碎灯泡，走廊陷入黑暗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