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3月14日|

里奥睁开眼睛，一时一道手电筒的光束令他目眩。他无须看手表——这是拘捕时间，凌晨四点。他下床，心脏怦怦地在跳。他在黑暗中蹒跚前行，摸不着方向，与一个人相撞，被撞到一边。他一个踉跄，失去平衡。灯亮了。适应明亮的光线之后，他看到三名军官：三个年轻人，不会超过十八岁。他们个个全副武装。里奥不认识他们，但他知道他们属于哪一类军官：不假思索地服从一切命令的低级军官。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施加暴力，任何轻微的反抗都会遭致极端的暴力。他们身上散发出烟酒的味道。里奥猜想这些人还没睡觉，整宿喝酒，熬夜等待执行这次任务。酒精让他们反复无常，激动不安。想要安然度过接下来的几分钟，里奥必须小心谨慎，任由他们摆布。他希望瑞莎也明白这一点。

瑞莎穿着睡衣站在那里，全身瑟瑟发抖，但不是寒意所致，她不确定到底是因为震惊，还是因为恐惧或愤怒。她就是忍不住地颤抖，但她的眼神不会闪躲。她并不感到难堪，让他们为自己的暴行感到难堪吧，让他们看看她皱巴巴的睡衣和凌乱的头发吧。不，他们个个无动于衷，对他们而言都是一回事，这只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她在这些男孩子的眼睛里看不到任何感情。他们是迟钝的，卑鄙阴险的眼睛从一边转到另外一边。国家安全部上哪里找到的这些铁石心肠的男孩子们？是他们将这些孩子塑造成这个样子，她对此确信无疑。她瞥了一眼里奥。他站在那里，双手搁在身前，低着头，避免眼神交流。谦卑温顺这时也许是明智的选择，但她现在感觉不到这有什么明智可言。三个恶棍出现在他们的卧室里，她希望他起来反抗，表现愤怒。这当然是本能反应。普通人都会感到愤慨，但即使现在，里奥的表现也很具政治性。

其中一个人离开房间，但很快就拿着两个小盒子返回了。

“你们只能带两盒东西，除了衣服和文件，其他什么个人用品都不许带。一小时之后，不管你们有没有准备好，我们都要离开这里。”

里奥盯着这两个盒子，盒子由一块帆布紧紧绷在木头框架上做成。他们提供了一个适度的空间，足够当天来回的短途旅行。他转身对妻子说道：

“尽可能地多穿衣服。”

他瞄了一眼身后，一名军官正在一边抽烟，一边观察他们。

“你能出去等吗？”

“不要浪费时间提任何要求，答案都是不可能。”

瑞莎在换衣服，她感觉到这名警卫卑劣的眼神在她身上肆无忌惮地游移。她尽量合理地将更多衣服穿在身上，一层套一层。里奥也是如此。要是在其他情况下，这可能有点滑稽，他们的胳膊和腿被棉衣和羊毛撑得肿胀起来。穿好衣服之后，她就开始琢磨，在所有物品当中，他们应该带些什么，留下什么。她仔细看了一下自己的盒子，盒子不过九十厘米宽，大约六十厘米高，二十厘米深。他们的生活被迫要适应这个空间。

里奥知道，这些人可能不会对他们进行任何情绪干扰，不施加任何暴力，只是让他们收拾行李之后将他们送到某个地方，转而一想，他们这一去也可能就是死路一条。如果他们坚持自己会活下去的想法，无论这个想法多么渺茫，将他们转移到某个地方总还是要相对容易一些。但他能做什么呢？放弃，还是战斗？他在心里迅速盘算了一下，空间虽然宝贵，但不得不作必要的浪费，《宣传者之书》与《布尔什维克的短期历程》这两本书一定得带上，否则这会被诠释为具有颠覆性的政治姿态。在他们目前的危境当中，如此轻率的行为无异于自杀。他抓起这两本书，将它们放进盒子里。年轻的警卫在一旁观察一切，看着他们装进什么，作了哪些决定。里奥碰了碰瑞莎的胳膊：

“穿上鞋子，挑最好的，一人一双。”

优质的鞋子可是罕见贵重的商品。

里奥将衣服、贵重物品和相集——他们的婚礼照片、他的父母亲史蒂芬与安娜的照片，但没有瑞莎家人的照片——收拢起来。她的父母亲在伟大的爱国战争中双双遇难，她所在的整个村庄被彻底摧毁。除了穿的衣服，她在那场战争中失去一切。盒子满了以后，里奥的眼睛停留在墙上挂着的那幅裱框剪报上：他自己的照片，他曾是战争英雄，坦克摧毁者，被占领土地的解放者。他的过去与这些年轻的警卫毫无分别：在逮捕证上签字，每一次英雄主义的行为与个人牺牲都变得毫不重要。里奥将剪报从框中取出来。剪报经过多年精心保管，悬挂在墙壁上，仿佛就是一个神圣的标志；他将报纸沿中间对折，将它扔到盒子里。

时间到了。里奥关上盒子，瑞莎也关上盒子，他在想他们是否还会有机会再看到这套公寓，似乎不太可能。

他们被护送着下楼，五个人挤在一起，将电梯塞得满满的。外面有一辆车在等着他们，两名军官坐在前面，另一名坐在后座，夹在里奥和瑞莎之间，呼吸散发着污浊的气味。

“我想看一下我的父母亲，想跟他们告别。”

“别提什么要求。”

清晨五点，出站大厅已经热闹起来。士兵、普通乘客、车站工作人员都在准备登上西伯利亚特快列车。火车头上覆盖有战争期间装上去的装甲板，车身上印有凸起的字样“为共产主义欢呼”。当乘客们纷纷登上列车，里奥和瑞莎各自拿着自己的盒子，在武装警卫的陪同下，站在站台末端等待。仿佛他们携带有某种传染性病毒，没有人靠近他们，在熙攘忙碌的车站里，他们似乎成了一个隔离的气泡。警卫没有作出任何解释，里奥也懒得问他们。他不知道他们要去哪里，也不知道现在等谁。他们有可能被送往不同的劳改营，也许再也看不到对方了。但这显然是一趟客运列车，不是用来装运囚犯的红色运牛卡车。他们是否有逃生的可能？毫无疑问，直到目前为止，他们都还算幸运。他们还活着，还在一起，这远远超出里奥的想象。

在里奥作证之后，他被遣送回家，在制定判决之前，他被软禁在家。他认为这最多需要一天。在回公寓的路上，在上第十四层楼的过程中，他突然意识到口袋里还装有那枚足以受牵连的中空硬币，他将硬币丢到一边。也许是瓦西里藏了这枚硬币，也许不是，但这已无关紧要了。当瑞莎从学校回到家里，她发现门外站着两名武装军官；军官对她进行搜查之后命令她待在屋里。里奥向她解释了他们所处的危境：对她无充分证据的断言，他自己所做的调查工作以及最后自己对指控的否认。他无须解释他们生还的希望非常渺茫，因为当他在叙述这一切的时候，她一言不发地听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等他说完之后，她的反应让他有些出乎意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