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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布鲁诺·萨尔瓦多。朋友们都叫我“萨尔沃”，对手们也是这么称呼我。别人可能会告诉你我是西班牙1，但我却是地地道道的英国公民，职业是口译员。我精通非洲语言当中使用人口最多的斯瓦希里语以及东刚果其他鲜为人知却广为使用的语种。由于东刚果以前处在比利时的统治之下，因此我所掌握的法语也是我专业技能箭囊里的又一支利箭。在伦敦地区大大小小的法庭上，无论是民事庭还是刑事庭，我都为人们所熟知；我也经常被邀参加与第三世界事务相关的各种会议；英国许多最好的公司也常为我写赞赏有加的推荐信。此外，由于我所掌握的这些特殊技能，政府某部门也要我尽一下爱国义务，为他们秘密供职。当然，该部门自然是“隐身”的。我从未陷入麻烦：我定期纳税，信用评级高，银行账户运行良好。这些都是铁一般的事实，任何官僚政治的运作都无法改变。

我在商界勤勤恳恳地工作了6年。我在措词谨慎的电话会议或者那些在欧洲大陆中立地带某些城市低调召开的会议上提供口译服务；雇主们则通过我的口译狂炒石油、黄金、钻石、矿物及其他商品，甚至就在世界各地股东们警觉的眼皮底下把数以百万计美元的行贿款远转至巴拿马、布达佩斯与新加坡。如果你要问我，在为这些交易提供便利时我是否感到有必要扪心自问，那么我会很肯定地回答你：“不。”顶级口译员遵循另一种神圣的职业道德准则。人们雇他并不是要他来感受良心发现的高尚境界。口译员要忠于雇主，就像士兵要对着国旗宣誓忠于国家一样。但是，鉴于世界上还有许多不幸之人，尽管报酬极低，我也会到伦敦的医院、监狱与移民局服务，就当是行善积德。

在选民册里，我登记的住址是南伦敦巴特西区威尔士王子大道诺福克大厦17号。这是一处很好的不动产，由我和我的法定妻子佩内洛普——你可千万不要叫她“佩妮”——共同拥有，但我的产权份额较少。佩内洛普是一名高级记者，毕业于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她现年三十二岁，比我大四岁，在一份销量极大、能够影响数百万人的英国小报工作，是该报记者队伍里一颗正在冉冉升起的明星。她父亲是一家名为“城市”的绩优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合伙人，而她母亲则是当地保守党的骨干人物。五年前，我与她结了婚，因为我们之间具有身体上强烈的互吸力，而且她理解我的想法，就是希望遵循英国传统建立一个完整稳定的核心家庭，只要事业发展允许，她就马上怀孕生子。不过，由于她在报社里职位提升迅速，加上其他因素的影响，她怀孕生子的有利时机一直没有出现。

但无论从哪方面来看，我俩的结合一点儿也说不上正统。佩内洛普是萨里郡一个白人家庭的大女儿，她家人的职业地位都很高。我，布鲁诺·萨尔瓦多，昵称“萨尔沃”，则是一名爱尔兰籍罗马天主教传教士与一个刚果村妇的私生子，而随着战争的肆虐以及时间的流逝，后者的姓名已经永远地消逝了。准确地说，我出生在刚果北部的基桑加尼城（旧称斯坦利维尔）一家加尔默罗会女修道院紧闭着的门后，是由发誓保密的修女们接生的。对于除我之外的任何人来说，这件事听起来十分搞笑，不可能是真的，肯定是胡编乱造的。但对我来说，从生物基因的角度来讲，这却是个事实，就像记忆中我十岁那年的经历那样千真万确，你若也经历过那种事也会深以为然。当时就在刚果东部南基伍省郁郁葱葱的高原上一间传教所里，我坐在谦卑慈爱的父亲床边，看他哭得死去活来，听他一半用诺曼法语，一半用阿尔斯特式英语对我倾诉。泪水沿着他凹陷的双颊急速倾泻，门外赤道地区的大雨犹如大象的巨足一样重重地击打在绿色马口铁屋顶上，让你不由得以为整个自然界都在与他互动。

如果你问一个西方人基伍在哪，他会一脸懵懂，微笑着向你摇摇头。如果你问一个非洲人，他就会告诉你：“那里是天堂。”因为，基伍位于非洲中部，那里雾气朦胧的湖泊与活火山共存，牧场如翡翠，果林里水果甘美如蜜，诸如此类的美景奇观，不一而足。

先父享年七十。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年头里，他最担心的是，被他禁锢的心灵是否比他解放的心灵还要多。据他说，梵蒂冈罗马教廷的传教士们总是在对生命的责任与对罗马教廷的责任之间进退两难，但不管他的牧师同事们多么恨我，我都是他对生命应负的责任之一。我们为他举行了葬礼。按他的要求，葬礼上我们都讲斯瓦希里语。但当轮到我在他墓旁念“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时，我用希语翻译了这句话。希语是所有东刚果语言中他最喜欢的一种，因为它活力十足，表达灵活。

身为混血私生子的女婿们无法自如地融入萨里郡的富人社交圈。这种自明的传统对佩内洛普的父母同样有影响。我过去常站在柔和的灯光下，对自己说，我长大之后，看上去会更像是一个给太阳晒黑的爱尔兰人，而不是一个浅棕色的非洲人。而且我的头发是直的，并不卷曲。如果你正归化到一个新的国家里，这样的长相很奏效，但这却哄不了佩内洛普的母亲及她在高尔夫俱乐部里的女伴们。她深怕女儿在自己的看护下生个全身一团黑的小外孙，那将是她最大的噩梦。这也可能是佩内洛普对生儿育女心不甘情不愿的原因，毕竟她不想真的生个黑孩儿。不过后来回想起来，我也不能完全确定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毕竟她之所以嫁给我，部分原因是为了让她母亲大吃一惊，让她把对妹妹的注意力转到自己身上。

我觉得在此说一说先父的人生历程还是很合适的。他曾偷偷地告诉我，他的出生同我的经历一样坎坷不平。他出生于1917年，父亲是英国皇家阿尔斯特团的一个下士，母亲是一个当时恰巧路过、年仅十四岁的法国诺曼底乡村少女。童年时他就在爱尔兰斯佩林山脉里的一间小屋与法国北部的另一间小屋之间不停往返，直到他凭借着天赋的双语能力以及后天学习从而在多尼戈尔郡荒原上的一所初级神学院获得一个职位，而年轻的他也没多想就踏上了侍奉上帝之路。

之后，他被送到法国学习天主教神学，以使自己的信仰更加纯净。他毫无怨言地度过了那段学习任务繁重无比的漫长岁月。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爆发，他就抢了身边的那辆自行车。他用爱尔兰人的小聪明向我保证，那辆自行车属于一位邪恶的新教徒。他骑着车飞快地越过比利牛斯山脉，到了里斯本。他偷偷上了一艘开往利奥波德维尔的不定期客轮。在利奥波德维尔，他避开了殖民地政府对流亡的白人传教士居心不良的关心，在一个边远的传教士社区定居下来。那里的传教士致力于向东刚果两百多个部落传播惟一的真神信仰，这无论在何时都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那些不时批评我容易冲动的人只需看看先父骑着异教徒的自行车逃亡的故事就能理解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