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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时分，我同往常一样猛醒过来。我穿着内衣，习惯性地往右侧躺，曲身作汤匙状，准备从侧面与佩内洛普做爱，结果发现她上夜班还没回来，不过这种情况我已经习以为常了。我第二次醒来时，更小心地观察了一下，意识到自己正躺在一个已经死去的白人亲戚的床上，他一脸大胡子，身着维多利亚风格的华丽服饰，皱着眉头，在大理石壁炉上看着我。最后，我第三次醒来时，汉娜正蜷缩在我怀中，我高兴得抛开《政府保密法》，告诉她我正在参加一项秘密任务，要把民主带给刚果，所以此前我没能打电话给她。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帘照了进来。直至此时，我才能审视这间设施齐备的屋子。在这里，传统与现代的风格得到和谐的统一：屋里放着一张装有镜子的梳妆台，一台配了A4纸的老式电动打字机，一个抽屉很多的大型衣橱，一个电熨斗，一个放有塑料水壶的早茶盘，以及一张摇摆者牌摇椅。走进房内配套的浴室，我很高兴地发现里面装修豪华，配有毛巾架、浴衣、淋浴器、洗发香波、浴油、毛巾及其他所有浴室用品。我想找找线索，以弄清地理位置，但白忙活了。浴室用品都由国际制造商出品，上面没有消防注意事项或细目清单，也没有免费火柴。以前入住国外的酒店时，往往都能见到酒店经理的英语问候卡，外国味十足，上面还印着谁也看不懂的签名，但这里没有。屋里甚至都没有由国际基甸会寄送的任何语种版本的《圣经》。

我冲了个澡，穿着浴衣，坐在卧室窗户旁边，透过花岗岩竖格窗框，观察着眼前的景色。我首先看到一只蜜黄色的仓鸮，它双翅平展，除了羽毛末端外，全身动也不动。看到它，我的情绪高涨起来，但也无法让我知道自己身处何地。我左右两边都是丘陵牧场，山上长着许多橄榄树，往中间望去则是一片银色的大海。在遥远的天际，我看到了一艘集装箱船的影子，但不知它正驶向何方；离岸近一些，可以看到许多小渔船，海鸥在渔船上空盘旋，但再怎么细看也分辨不出船上挂着哪国的旗帜。除了昨晚我们经过的那条蜿蜒小道，我没看到房子周围还有其他道路。我看不见机场，也没找到能帮我辨明情况的风向袋与天线。根据太阳所处位置，我推断自己正往北看；而从水边小树的叶子来看，这里常吹西风。离房子更近的地方则是一座绿草茵茵的山丘，山顶上矗立着一座19世纪风格的观景台或花园凉亭，在它西边则是一座破败不堪、配有公墓的小教堂，公墓一角竖着一个十字架，似乎是凯尔特式十字架，但也可能是战争纪念碑或是用以纪念某个已逝要人的墓碑。

我的注意力转回观景台上，惊讶地发现有个男子正站在一条细长的梯子上。刚才他不在那里，因此肯定是刚从柱子后面出来的。他身旁的地面上放着一个黑色的箱子，跟与我们同机而来的那些箱子很相似。箱盖竖着，遮住我的视线，因此看不清里面装着什么。那人在修理东西吗？如果是的话，他在修理什么呢？他为什么这么早就来呢？我心里猜疑不定。

我好奇心起，又发现了另两名男子，他们也是在神神秘秘地做着什么。其中一名男子正跪在水管或是天然通道的入口旁，另一名男子正在攀爬一根电话线杆，而且他似乎无需绳子或梯子就爬得上去。佩内洛普自以为她的私人教练可比人猿泰山，但那家伙跟这人一比就相形见绌了。我很快就意识到，第二个男子我见过，而且别人喊他的名字先前也听过。当他快爬到杆顶时，我认出他就是我新结交的那个健谈的威尔士朋友斯拜德，前“聊天室”成员兼我们团队的后勤主管。

我迅速拟定了一个计划：假装早餐前散步，跟斯拜德闲聊几句，然后看一下公墓墓碑上的铭文，以便了解此地使用的语言以及目前的方位。穿上脏兮兮的法兰绒裤子与哈里斯牌夹克，手上提着那双不合脚的鞋子，我悄悄地走下主楼梯，来到前门廊。我试着开门，却发现门锁着。我又试了试旁边的其他门窗，都同样锁上了。不仅如此，我透过窗缝还瞥到至少有三个人正守在房子四周，他们都穿着臃肿的厚夹克。

我必须承认，正是在这一刻，我对麦克西对我提出的口译要求再次产生了疑虑。尽管我决心参与到这伟大任务中来，但一整个晚上它不时地打扰着我的梦境。我又回想起其中一个很特别的梦。在梦中，我正在潜游，渗进面罩的水缓缓向上袭来。要是我没醒过来，水面就盖过头顶，充满面罩，我就会溺死。为了从梦魇的阴影下摆脱出来，也为抖落脑子里的负面情绪，我决定在一楼房间里调查一遍，也熟悉一下自己即将受煎熬的是非之地。

我原想这里是某个大家族的豪宅，果真如此。花园那边有一连串相连的会客室，每个房间都装有落地长窗，窗外就是长满草的阳台，从阳台沿着一条很宽的石阶往上就能通往山顶那座有柱子的观景台。我一边密切注视着那些厚夹克男子，一边试着推开通往第一间客房的门。我走进了一间富丽堂皇的书房，墙壁漆成岩蓝色，屋里摆满了固定好的红木书橱，上面都装着玻璃门。我把头紧贴到玻璃门上，仔细观察里面的书名，希望这些书能够给我提供线索，好了解主人的身份。但我失望地看到一套套世界文豪的作品，式样统一，书名用的都是作者的母语：狄更斯的书是英语，巴尔扎克的是法语，歌德的是德语，但丁的是意大利语。我又试着想撬开玻璃门，看是否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在书中找到藏书签或题词，却发现它们从上到下锁得严严实实。

书房后面是一间台球室，墙上镶着木板。我估计，室内的那张台球桌占了整间屋子四分之三的空间，没有球袋，应当是法国或者欧洲大陆风格，但红木记分牌却是伦敦巴罗斯公司的产品。第三间则是富丽堂皇的客厅，里面摆着若干镀金镜子，还有一座镀金的铜钟，但时钟上面显示的既不是英国时间，也不是欧洲大陆时间，而是一直停在十二点。客厅里摆一个用大理石与黄铜制成的餐具柜，里面放着一些很吸引人的杂志，从法国的《嘉人》，到英国的《闲谈者》，再到瑞士的《你》都有。我正检查着这些杂志，突然听到从隔壁的第四间屋子里传来一个低沉的咒骂声，说的是法语。连接这两间屋子的门敞开着，我便静悄悄地穿过擦得很亮的地板，走了进去。那是一间策划室，屋子中间放着一张椭圆桌子，上面铺着绿色的台面呢。桌子四周摆着八张供玩牌人坐的椅子，木扶手都很宽。在桌子的最远端，秃顶的贾斯帕先生挺直着身子坐在电脑屏幕后面，正用两根手指在打字。此刻他并未戴着黑色贝雷帽。一夜的工作使他极为亢奋，显得容光焕发，看上去颇有点儿大侦探的派头。他紧盯着我，打量了我好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