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1925年5月15日，星期五
我们在中午之前回到了大本营。那里差不多成了一片废弃的营地。
当然了，帕桑医生还在那里，他那两位被冻伤的病人还在他们的帐篷里养病。昨天所有人从绒布寺回来之后，帕桑进行了截肢手术：昂・蚩力的十根脚指都没了；拉帕・伊舍则失去了四根脚指和右手的三根手指。帕桑告诉我和J.C.，正常情况下，他会再等很长一段时间才做手术，可从昂・蚩力的脚指开始，溃烂已经扩大到了整只脚，坏疽也在威胁拉帕的右手和左脚。
我和让-克洛德去看望他们俩：昂・蚩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兴，他说他迫不及待地想试试放在他登山靴脚指位置的木楔，看看在没有真正脚指的情况下走路是什么样子。我和J.C.都产生了一个想法，却没有大声说出来：一个夏尔巴人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家中穿着凉鞋走路，并不会穿英国制造的登山靴。可很显然昂倒是不在乎这其中的细微区别。
拉帕遭受的创伤没有昂严重，却要沮丧得多。他们两个人的脚上都缠着绷带，红黄色的碘酒浸透了绷带。拉帕轻轻捧着他那只现在只剩下两根手指的右手，一边流眼泪，一边叨叨。据帕桑翻译，他是在说他再也找不到工作了。
来到帐篷外，我和J.C.说起了昂・蚩力的高昂斗志，帕桑则轻声说：“永远不要怀疑在术后使用一点点鸦片带来的效果，那东西可以令人精神振奋。”
大本营里只有大约五个夏尔巴人，帕桑告诉我们，昨天雷吉和理查给大部分夏尔巴人都分配了背运任务，把装备都背到“高处的营地”去，即在最后一道冰坡底部的三号营地和北坳之上的四号营地。帕桑还说，今天有人捎信下来，山上狂风大作，暴雪特别大，所有人都被困在了北坳下面，只有理查、雷吉和两个老虎夏尔巴人上去了。而且据帕桑猜测，现在就连他们这四个人或许也退回了三号营地。至少二号营地和三号营地有很多顶帐篷、睡袋和食物，可以供多人住进去或整休。
帕桑对我们说，他自己也很着急要到更高的营地去，只要他的两个病人病情见缓，他就动身。当然了，他能不能恢复自由，还要看有没有人再受重伤，以至于他只能把伤者送回大本营医治。照我猜测，帕桑只是不愿意和他的雇主，也就是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分开这么久。
我和让-克洛德决定要把装备背到今天我们所能到达的最高营地去，虽然我们从大本营出发的时间比较晚。我看我俩都太需要来一次洁净的登山之旅，把装备背上去，一扫黎明时分的阴霾。我知道我会做到。
很多吸氧装备已经被夏尔巴人运去了较高的营地，我和J.C.尝试搬运两套装在背物架上的整体氧气罐，这六罐氧气几乎无一渗漏，我们缩身套上了安全带，准备在夜幕降临之前把这两套吸氧装置背上我们所能登上的最高处。
把欧文和芬奇改良过的吸氧装备背在背上——今天我们不会吸一口英国的空气，所以面罩和阀门都塞在金属框架里——我们背运的东西就差不多已经达到了理查规定的负重标准上限25磅，不过我们还是背了一些个人物品，以备在哪个高处营地停留之用，或许我们要在那里一直待到尝试登顶的一刻呢。于是，我们用了两个卡肩式前背包，这东西其实是一战期间用来装防毒面具的袋子，是理查买来的（可没买防毒面具），很便宜，他买了很多。这种背包好用极了，可以塞进我们的个人物品，包括额外一些衣物，剃须工具包——我已经有一个星期没用这些东西了，因为我挺讨厌用冷水刮胡子——照相用具，卫生纸，等等。高处的营地里可能有多余的睡袋，不过我和J.C.都不想冒险：我们把睡袋紧紧地卷起来，罩上防水保护套，然后绑在了氧气管框架的外金属杆上。
我们带上了那些尺寸不一的奇特冰镐（只把长冰镐放在外面，不和其他东西系在一起）和两个J.C.的祝玛，并穿上了12爪冰爪，用带子将之绑好（虽然去二号营地的大部分路途都要在冰碛石上穿行）。今天冷得要命，雪也非常大，我们穿上了芬奇的羽绒外套和雷吉的羽绒裤子，外面套上了沙克尔顿夹克和滑雪裤。
我们离开时和帕桑握了握手，随后穿越肮脏的冰碛石壁和偶尔出现的几根冰柱，一路登上了布满岩石的河谷。天气依旧十分恶劣，可视距离只有15英尺。这里的风要比绒布河谷的大，落下来的雪似乎并没有积得很厚，坚硬的雪粒如同大号铅弹一样，刮到我们的脸上，弄得我们生疼。
我俩用一根40英尺长的理查奇迹绳系在一起，肩上还悬挂着更多的绳子，由我打头，我和让-克洛德一路向上穿越12英里长的河谷和冰川，向北坳进发。
*
我和J.C.先是登上了槽谷，随后攀上了二号营地上方的冰川，在这段漫长的徒步跋涉中只在必要的时候说了几句话。我们分别陷入了各自的思绪中。
我想到了山上的死亡。巴布因为我们的胡闹而白白丢了性命，我对他的死感到了真真切切的内疚。此外，我还想起了其他一些发生在登山时的死亡事件，以及我对这些死亡的反应。对于登山时的突然殒命，我并不陌生。
之前我已经说过了，哈佛登山俱乐部一直到去年，也就是1924年才正式成立，可当我于1919年—1923年在哈佛求学期间，每逢假期和闲暇时间，在春天和秋天里我们几个人就去附近的昆西采石场登山，到了冬季则会去征服新罕布什尔州的山脉。在登山圈子里，我们几个人称“哈佛登山四人组”。
大学讲师亨利・S.霍尔是我们的非正式领队，我们这支特别登山队就在他家里开会，正是此人于1924年组建了哈佛的正式登山俱乐部。我们这个小队的另外两名成员是特里斯・卡特（与我同岁）和艾迪・贝茨，贝茨比我们小一岁，是个讨人喜欢的混血儿，堪称顽强的登山者。个子不高，他登山时会使用膝盖、手肘和快速移动的脚后跟，登山技术异常娴熟。
霍尔教授和他那些年纪更大、经验更丰富的登山伙伴专门攀登加拿大的落基山脉和阿拉斯加的落基山脉，不过攀登后者的时候并不多。在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初秋学校放假，我们四个人去爬了加拿大亚伯达的神庙山，登上了东部山脊——现今这座山脊的攀登难度评级为IV5.7左右。艾迪失足了，拉断了一根60英尺长、连接着他、特斯里和我的绳子，不幸摔死了。我们并没有做保护，艾迪摔下来得非常突然，而且是垂直落下，如果不是绳子断了，我和特里斯肯定会和他一起掉下那面北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