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晚上好,这里是英国使馆。”有人接起了索菲斯卡亚码头的电话总机。
“什么?”电话另一头的人用俄语说了一个困惑的词语。
“晚上好,英国使馆。”接总机的人用俄语重复了一遍。
“我找大剧院售票处。”那个声音说。
“对不起,你打错电话了。”接线员说完,挂上了电话。
俄罗斯政府通信和信息局的监听人员听到这个电话,并把它记录了下来,但除此之外并没有多想。打错电话实在是太常见了。
在使馆内,总机值班员没有理会闪烁着的另外两个打进来的电话提示灯,他翻阅了一下小笔记本,然后拨了一个内部电话号码。
“菲尔兹先生?”
“是的。”
“这里是电话总机交换台,刚才有人打电话找大剧院售票处。”
“知道了,谢谢你。”
格雷西·菲尔兹拨通了乔克·麦克唐纳的电话。安全局人员会定期检查内线号码,应该是安全的。
“我的莫斯科警官朋友刚刚打来电话。”他说,“他使用的是紧急密码,要求回电。”
“有情况随时告诉我。”情报站长说。
菲尔兹看了看手表。两次电话间隔的时间应该是一个小时,现在已经过了五分钟。在民警局总部大厦两个街区以外,银行大厅的公用电话机旁边,诺维科夫警官也看了看表,他决定去喝杯咖啡来消磨这五十分钟的间隔。然后,他要用相隔一个街区的另一部公用电话汇报并等待。
十分钟后,菲尔兹驱车离开使馆,慢慢地向位于米拉大街的科西莫斯酒店驶去。1979年按照莫斯科标准建造的科西莫斯酒店,是一座现代化建筑,酒店的大堂边上有一排公用电话亭。
在英国使馆接到那个电话一个小时后,他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个记事本,核对之后,开始拨号。公用电话对公用电话的通话,是反间谍机构的噩梦,因为数量很多,所以实际上是无法核查的。
“鲍里斯?”诺维科夫的名字不是鲍里斯,而是叶甫根尼,但在听到“鲍里斯”时,他知道了对方是菲尔兹。
“是的。你给我的那张图画,事情有点眉目了。我认为我们应该见个面。”
“好的。到俄罗斯宾馆,一起吃晚饭。”
他们两人都无意去奢华的俄罗斯宾馆,但他们都知道,那是指特维尔大街半路上的一个酒吧,名叫旋转木马。那里凉爽、幽暗、私密。时间间隔又是一个小时。
与英国其他大型驻外使馆一样,莫斯科的英国使馆里,也有一个叫军情五处的英国国家安全局。安全局是收集对外情报的秘密情报局姐妹机构,秘情局常被错误地称为军情六处。
军情五处的任务不是收集所在国家的情报,而是保证使领馆及其人员的安全。
使馆的工作人员并不认为他们是被关在里面的囚犯。他们夏天常去的一个地方,是莫斯科郊外一处非常漂亮的可以游泳戏水的地方,莫斯科河在那里拐了一个弯,露出了一片小沙滩。外交人员喜欢去那里野餐和游泳。
叶甫根尼·诺维科夫在被提升为警官并调到刑侦处之前,曾经负责那个郊区,包括被称为银色林子的这个胜地。
在那里,他认识了当时英国国家安全局的一个官员,那人又把他介绍给新来的格雷西·菲尔兹。
菲尔兹努力发展这个年轻的警察,后来提出每个月给他一小笔硬通货,让这个在通货膨胀年代靠死工资过日子的人能够生活得容易一些。诺维科夫警官成了一个提供消息的线人,级别不高,但偶尔也有用处。这个星期,这位刑侦处的侦探打算做出回报。
“我们有一具尸体。”当他们坐在旋转木马酒吧里,在昏暗的光线下喝着冰镇啤酒时,诺维科夫对菲尔兹说,“我可以肯定,那就是你给的图画里面的人。有几颗钢牙的老头……”
他把从同事沃尔斯基那里听来的情况讲了一遍。
“差不多三个星期了。在这样的天气里,死了那么长时间,面部肯定很吓人,”菲尔兹说,“或许不是同一个人呢。”
“他只在林子里待了一个星期,然后在冰柜里待了九天。应该可以辨认出来。”
“我需要照片,鲍里斯。你能去搞一张吗?”
“我不知道,资料都在沃尔斯基那里。你认识契尔诺夫警官吗?”
“认识的,他来过使馆。我也给了他一张画像。”
“这个我是知道的,”诺维科夫说,“现在我们那里到处都有老头的画像。契尔诺夫也快回来了,现在沃尔斯基肯定已经告诉他了。这样,契尔诺夫就会有尸体面部的照片了。”
“那是给他用的,不会给我们。”
“是有点难度。”
“努力一下,鲍里斯,去试试。你是刑侦处的,对吗?就说你想让黑社会的联系人去看看,什么借口都可以。现在这是谋杀案,是你分内的工作,对吧?侦破谋杀案?”
“应该是的。”诺维科夫承认说。他心里想,这个英国人是否知道,黑帮谋杀案的破案率只有百分之三?
“这事我们会给你奖励的,”菲尔兹说,“在我们的人员遭袭击时,我们是不会抠门的。”
“好吧,”诺维科夫说,“我去想办法搞一张。”
其实他根本不必去想什么办法。神秘人物的档案自然而然地转到了刑侦处凶杀科。两天后,他在一叠照片中,抽出了在明斯克公路边林子里拍摄到的死者面部的一张照片。
美国,兰利
1986年11月
中情局副局长凯里·乔丹的心情特别好。要知道,在1986年下半年,他是很难高兴起来的。伊朗的反政府丑闻当时传遍了华盛顿,而乔丹比其他人都更清楚中情局在伊朗的渗入深度。
但他刚刚去了局长威廉·凯西的办公室,受到了最热烈的表扬。老局长之所以会有这种不同寻常的仁慈,是因为杰森·蒙克从雅尔塔带来了苏联最高层的消息。
八十年代早期,苏联制定了一系列高调的反西方政策。这是莫斯科最后的绝望企图,想通过威胁来搞垮北约联盟的意志。当时主政白宫和唐宁街的是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两位西方领导人认为,他们不能被苏联吓倒。
安德罗波夫总书记去世了,契尔年科来了又走了,然后是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但超级大国之间的战争敌意仍在继续。
1985年3月,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他生长在红色的苏联时代,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他与几位前任的区别,在于他讲究实效,拒绝接受编造的谎言。他坚持要求了解苏联工业和经济的真实情况和数字,看到结果后,他深受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