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能与死者打交道，这要从一把坏掉的椅子说起。

用库尔特·冯内古特的话说，那是2007年，约翰·凯勒最终破产了[1] 。约翰·凯勒就是我，幸会。我曾在纽约大学主修创意写作，坦白说，我始终绕着自己的幻想转啊转，就像被危险的灯光吸引的飞蛾一样。我在下东区和人合租了一间靠近铁路的阁楼，室友是一个很有想法的摄影师，名叫尼尔·鲍曼。我不断给文学杂志发冗长而空洞的自荐信，希望有哪个编辑可以最后接济我一份工作。但是，似乎没有人打算欣赏我的才华。

弗兰克大舅，我妈妈的哥哥，因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投资了国际电话电报产业，发了财。当时，这个产业正急需一针强心剂。他当时有50岁出头，住在上东区一栋奢华的公寓里。那些年，他似乎没有别的活计，除了买买古董，在美女的簇拥下四处游玩。他气质潇洒，穿着鲜艳，皮肤晒成了古铜色。隔三岔五，他会邀我去他家或者饭店吃晚餐，还送我昂贵的礼物。我会转手把它们半价卖给一个叫麦克斯的人，他和西14街的一些黑店老板是一伙的。

他客厅里的古董家具是很多年前从意大利买的。椅子是木雕的，包着皮质软垫，时光的抚摸在上面留下了如面颊皱纹一般的痕迹。有一把不幸的椅子靠背脱落了，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坏了——具体我记不清了。

于是我大舅约了布朗克斯区一个著名的修补工。他的客户预约名单可以排到几个月以后，但是当他听说大舅想付双倍的价钱插个队，便马上拎起工具箱径直来到大舅的公寓。碰巧，那天我也在。

那位修补工是个中年男人，光头，宽肩膀，一双眼睛露出探询似的神色，再加上穿着一身黑衣，很像一个打手。他检查了一番坏掉的椅子，咕哝了些什么，然后就在阳台上支起了摊子。那天天气不错，阳光明媚，东70街的楼房像一块块巨大的石英，在晨雾里闪闪发光。修补工在那边展示他的手艺，而我和弗兰克大舅在喝咖啡，聊女孩。

大舅发现这位手艺人随身带来了一本杂志，就放在一张桌子上。那是一本叫作“安珀桑德”[2] 的杂志，有48页，用的是很油光发亮的纸张。第三页的编辑信息里说，这本杂志是由约翰·L·弗里德曼经营的一家公司主办的。

大舅告诉我，他和弗里德曼都是从罗格斯大学毕业的，他们两个很要好，但是几年之前断了联络。大舅问我，让他给弗里德曼打个电话，为我预约一个求职面试如何？我懂得，托关系才玩得转世界、才会有钱，但是我那时的年轻意气足够让我下定决心，自己闯荡，所以我没有接受大舅的好意。不仅如此，当我仔细翻看了杂志后，还对他说，这本杂志是关于神秘学、超自然力和新纪元运动[3] 的，我哪个都不了解，而且也丝毫不感兴趣。

大舅让我别这么固执，他相信自己老朋友的经营能力——甚至当他还在上大学的时候，就能从石头里面榨出钱来——而且一个优秀的记者应该有能力写任何题材的文章。最后，他总结说，比起拿某些球赛或者无聊凶杀案大做文章，写写大金字塔要有意思多了。而且，就算我水平再不济，如今的读者也好骗得很。

有一会儿，我们邀那个修补工来喝杯咖啡，他便加入了我们的聊天。他用一种沉静的声音告诉我们，一件老家具上会保留多年来它那些主人的正、负能量。有时候，当他抚摸一件家具时，他可以感觉到这些能量：他的指尖会感觉到酥麻。大舅从酒柜里面拿出来一瓶波旁威士忌，然后修补工就开始讲述一件餐具柜给它的主人们带来的悲惨遭遇。我不久就离开了。

两天以后，我接到大舅的电话，说第二天弗里德曼会在他办公室等着我面试。他想招聘的无非就是一个能从A念到Z的人——杂志的主编精神有点儿失常，先前招进来的都是不知道何谓写作的怪人。这份杂志开刊已经有几个月了，但是仍然没有步入正轨。

但是我絮絮叨叨地说这些也没什么意义。

我只是不想和弗兰克大舅再争辩，于是就去了弗里德曼那里一趟。结果我很喜欢他这个人，而他对我的印象也不赖。对于超自然的东西，他其实不会多看一眼，而且也不相信鬼魂的存在，但他觉得这种杂志有利可图，尤其会受战后婴儿潮[4] 那一代人的欢迎。

他给我的工资远远高出我的预期，所以我当场就接受了这个职位。我发表的第一篇报道就是关于那个家具修补工的，因为我觉得自己能进入这家有关神秘学的杂志社，还多亏了他。我在《安珀桑德》工作了大约两年，其间感觉这个城市中有一半的怪胎都让我认识了。我参加过因伍德[5] 的巫毒降神会[6] ，探访过东哈莱姆[7] 的一些鬼屋。我收到过比汉尼拔·莱克特[8] 还古怪的读者的来信，还有牧师警告我说我正在走向地狱的烈焰。

后来，弗里德曼决定停办杂志，并且帮我在《纽约邮报》找了份记者的工作。在那里，我工作了4年，直到一位朋友说服我加盟一家欧洲人投资的出版机构。两年之后，网络新闻扼杀了当时那些苟延残喘的小规模印刷日报，报社一家接着一家停刊，我发现自己又失业了。我于是开了个博客，接着又开了一个新闻网站，这基本上都没赚到钱。接着我还做了自由职业者能做的各种工作，努力维生。我满心怀恋地回顾过去的好日子，发现刚30岁出头的自己就已像个老古董。

***

就是那个时候，彼得·卡茨，我的一个在布隆森-马特斯公司做文学代理人的朋友，告诉了我关于理查德·弗林书稿的事。

我还在纽约大学读书的时候认识了彼得，并和他成了朋友。他是一个比较内向、不合群的人——在聚会上会被误当成一株橡胶树，但十分有涵养，能教给别人很多东西。他妈妈给他设计了很多圈套，想让他和相亲女来点儿浪漫邂逅，但是都被他灵巧地逃脱了，倔强地继续做他的单身汉。而且，虽然他来自一个律师世家，却选择当文学代理人，这近乎让他成了家人眼里的败家子。

彼得邀我去吃午饭，我们去了东32街一家叫“坎迪丝小厨”的饭店。虽然已经到了三月初，但大雪还是持续下了很多天，路况非常糟糕。天空是熔化的铅水的颜色，仿佛正要从整个城市上空泼下来。彼得穿着一件超长的风衣，走路时总是踩住衣摆，那样子好像《白雪公主》里面七个小矮人中的一个。他右手拎着一只旧皮箱，随着他躲闪地上的泥坑而晃来晃去。

沙拉端上来之后，他开始说起了书稿的事。理查德·弗林一个月之前去世了，他的伴侣，一位叫达娜·奥尔森的女士，声称没有找到书稿的任何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