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两天后，劳拉·贝恩斯打来电话。那时我正在西56街排队领新驾照——我还需要重新拍张照片，一边翻看着什么人留在椅子上的杂志。

“凯勒先生，我已经读了你给我的书稿，确实印证了我的怀疑：理查德·弗林即使不是全篇编造，也是杜撰了其中的大部分。也许他要写的就是一本小说。在过去，作家会说他们的故事并不是纯靠想象拼凑的，而是来自他们偶然发现的一部无主的书稿，或者真正的叙述者确有其人，但是已经去世或者出了别的什么事。也有可能，过了这么多年，弗林渐渐觉得他臆想的事真的发生过。你拿到余下的书稿了吗？”

“还没有。”

“弗林其实从没能写完这本书，是吗？他大概意识到了这是一本多么可悲的书，还可能引起不愉快的法律后果，所以就此搁笔了吧？”

她的声音是平静的，却有种扬扬得意的感觉，这让我很不爽。如果德雷克告诉我的是事实，那么她就是在当着我的面睁眼说瞎话。

“韦思莱克博士，死者为大，韦德教授遭棒击至死的事不是弗林先生凭空捏造出来的，您此后改名的事也不是他想象出来的。是，我是还没有全部的书稿，但是我有很多其他有用的资源。我来问您：韦德被杀的那天晚上您确实见了他，对吧？然后弗林来了。您对他说了谎，说您要在一个朋友家过夜，而弗林就来闹事了。这些我都知道，所以拜托别再想着给我编瞎话。在那之后发生了什么？”

她沉默了一段时间，我想象着她是一个四仰八叉倒在拳击擂台上的选手，裁判正在给她数倒计时。可能她没有想到我能够发掘出那晚事情的细节。教授确实死了，弗林也不在人世，而且我几乎确定，她无从知道德雷克·西蒙斯那几个小时里也在现场。我猜想她是否会否认我说的事，抑或是从她的魔术师帽子里再拉出一只兔子？

“你真是一个非常刻薄的人，不是吗？”最后，她说，“你真的知道这整个故事会把你带向何处，或者你只想装装大侦探？过了这么多年，你想让我回忆出这么多细节，这怎么可能？你是不是想要挟我？”

“我有什么可以用来要挟您的吗？”

“在这个城市里我认识很多人，凯勒。”

“您这句威胁听上去像那种老式侦探片里的台词。现在我是不是应该说‘我只是照章办事，女士’，然后委屈地对您笑笑，把我的侦探软呢帽拉下来遮住眼睛，再竖起我侦探大衣的衣领？”

“什么？你胡说什么，是不是喝了酒了？”

“您是否在否认罪案当晚您在现场，而且理查德·弗林为了罩着您，对警察说了谎？”

又是长时间的沉默，然后她问我：“我们的谈话你录音了吗，凯勒？”

“我没有。”

“可能你也疯了，和弗林一样。健康保险——如果你上了的话——可以付得起几个疗程，所以现在是时候让你的保险派上用场了。我又没有杀他，所以20多年之后谁在乎那天晚上我在哪里？”

“我在乎，韦思莱克博士。”

“那好吧，你在乎吧，随你便。但是永远别再联系我了，我是说真的。我已经仁至义尽把该说的都说了，没有工夫再和你耗了。如果你再给我打电话，或者企图接近我，我就告你骚扰。再见。”

她挂了电话。我把手机放回口袋里，有点儿懊恼，因为我丢掉了故事的一条重要线索——我确信这次通话之后她再也不会理我了。我为什么反应那么过激？为什么在一次蠢透了的电话交谈中把我所有的底牌都亮出来？德雷克给了我一张王牌，而我就这么把它给浪费了。

几分钟以后，他们叫我去照相。摄影师对我说：“再放松一点儿，老兄。不是我说，你看上去好像肩上扛着整个地球似的。”

“可不，扛了好几个地球，”我告诉他，“而且一点儿也不落好。”

***

接下来的三个星期里，春天渐渐降临在这个城市，我和好几位曾经和约瑟夫·韦德交好的人聊了天，是哈利·米勒把他们的联系方式一个个找到的。

萨姆的感冒恶化成了肺炎，所以她大多数时间都在床上瘫着。她的妹妹露易丝，一个艺术生，从加利福尼亚过来照看她。我坚持要去看望她，但是每次她都让我再多点耐心等等，因为她不愿意以现在的面目示人：擦不干的眼泪、大红鼻子。

大多数时间彼得不是出差就是忙于工作，所以我只和他在电话里聊过，告知他我调查的最新进展。他告诉我奥尔森女士还是没能找到书稿其他章节的任何线索。

我给劳拉·贝恩斯从前的同学莎拉·哈珀打了好几次电话，但是她既没有接，也不回复我的语音留言。我也没能联系上教授的妹妹，英琦·罗西。我找到了她的地址和电话号码，于是打电话过去和一个管家联系上了。他连一句完整的英语都说不出来。费了半天口舌我终于听明白，罗西“希纽尔”和“希纽拉”[1] 近两个月都不在家，他们长途旅行去了南美洲。

哈利查到了提摩西·桑德斯，但不是什么好消息——劳拉·贝恩斯的前男友已经于1998年12月在华盛顿特区去世了。他在自家门前遭到枪击，当场死亡。警察始终没能找到枪手，但是他们认定这是一起持枪抢劫转变成的杀人案。提摩西在无围墙学校[2] 教社会科学，没有结过婚。

我和艾迪·弗林的通话简短而不快。因为他已故的哥哥决定把公寓遗赠给奥尔森女士，对此他非常愤怒，而且说他对那个叫约瑟夫·韦德的教授一无所知。他让我不要再联系他，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我和韦德的几个前同事谈了话，我编了一个故事，说我是受雇于一家出版社的调查员，在筹划一本关于韦德的传记，想从认识他的人身上了解到尽可能多的细节。

我见了一位与韦德同系的普林斯顿大学退休教授，一个73岁的老头，名叫丹·T·林德贝克。他住在新泽西州埃塞克斯郡的一小片松林中的一栋壮观大宅里。他告诉我，韦德曾住过的那栋别墅在闹鬼，鬼是一个叫作玛丽的女人，死于1863年南北战争期间。这让我想到了为《安珀桑德》写稿的日子，我给他讲了自己探访过的一个鬼屋，他边听边在一个老式笔记本上认真地做笔记。

林德贝克把韦德描述成一个非典型的人，对自己的重要性非常在意，全心投入自己的工作。他是一个光芒耀眼的学者，但是在人际关系方面却难以接近。

他模糊地记得韦德当时要出版一本书，但是记不得是哪家出版社买下了书稿。他指出，韦德和校方董事会发生摩擦是让人难以置信的，因为教授无论何时都可以自由出版他们的作品，哪一位教授的作品成了畅销书，都会对学校有利。他不记得韦德那时候在系里面有什么特别的研究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