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一天晚上，就在我后悔没养一只猫来陪我的时候，马特·多米尼斯打来了电话。我们聊完之后，我走到前厅的走廊里，在那儿逗留了几分钟，试着把思路整理清楚。天色渐晚，天空中有几颗星星闪烁，公路上穿梭车辆的声音从远处传来，像是蜂群的嗡鸣。

你终于发现了一件困扰你良久的事情真相，那种感觉就像是失去了一个旅伴。那是一个话痨、喜欢刺探，或者甚至没什么礼貌的同伴，但也是你早上醒来时已经习惯他在你身边的同伴。在过去几个月里，韦德的案子对我而言就是如此。在那间由空余的卧室改装成的小办公室里，我花费了好些时日冥思苦想。然而马特告诉我的事情，让那些我冥思苦想出来的假设都成了谜。我告诉自己，事情不会就这样结束的，哪怕我朋友说的一切都准确无误，仍然有些事并不能说圆。

***

我回到屋里，给马特回了电话，问他我能否和弗兰克·斯波尔聊一聊。就在斯波尔要被处决的几个月前，他承认自己杀害了约瑟夫·韦德教授。马特是波托西惩戒中心的老看守，当典狱长得知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一个负责该案的侦探申请探监，便答应了。我想要亲眼看见、亲耳听到那个人讲述西温莎谋杀案。我并不确定他讲的是事实。我甚至怀疑，在他听说一个加利福尼亚的作家想要在书中提到他的名字后，他这样做或许只是想要夺人眼球。就在斯波尔刚从精神病院被放出来、正在新泽西游荡的时候，韦德就被杀害了，所以他有可能是从当时的报纸上读到了谋杀案。

约翰·凯勒带着所有关于这起案子的资料来见我。他并不知道，春天我们的那次见面过后，我又开始深挖韦德被杀一案了。我们边喝咖啡，边聊到了斯波尔的供述。他告诉我，因为这件案子，他失去了女朋友。

“我不信邪，但这件案子的确有点儿像一场诅咒，”他说，“所以你自己得多加小心。能摆脱它我如释重负，而且我再也不想被卷入这种事情了，现在不想，以后也不想。不管怎么说，它现在似乎结束了，不是吗？”

我告诉他或许真的如他所愿，然后祝他的新工作一切顺利。但我完全不能肯定韦德案件已经真相大白，所以两周之后，就在马特回电话给我，告诉我一切都安排好了之后，我在网上买了一张第二天的飞机票，收拾好了一个小背包。

早上5点钟，出租车来接我，半个小时之后到了机场。马特应该在圣路易斯等我，准备好带我去波托西了。

飞机上，我旁边坐着一个推销员，属于那种即便是马上要被处决了，还会试着说服行刑队买个新吸尘器的人。他介绍自己叫约翰·杜布切克，但喋喋不休10分钟之后，他才发觉我正津津有味地读着报纸，根本没听他在说什么。

“我敢打赌你是个高中老师。”他说。

“你输了，我不是。”

“我从来不会错的，罗伊。教历史的？”

“差得太远，不好意思。”

“哦，我知道了——教数学。”

“不。”

“好吧，我放弃了。我知道机场旁边有家安静的小馆子，我请你吃早餐吧。我猜你今天早上肯定没吃饭。我不喜欢一个人吃东西，所以你会是我的客人。”

“谢谢，但是有朋友会来接我。”

“好吧好吧，但你还没告诉我你是做什么的。”

“我之前是警察，现在是个退休的侦探。”

“哇塞，我压根儿就不可能猜中。你知道那个笑话吧？三个警察走进一家酒吧那个？”

他给我讲了一个无聊的笑话，而我根本没懂它的笑点。

我们落地之后，他递给我一张名片。名片设计得太过浮夸，以至于看上去更像是一张小圣诞贺卡。然后他有些傲慢地说，他几乎能摆平所有我可能想得到的事，我只需打电话给他，告诉他我的需要。就在我向出口走去的时候，我看见他在和一个打扮得像乡村歌手的女孩聊天。那个姑娘穿着李维斯牛仔裤，条纹棉质衬衫，皮质马甲，她长长的金色头发上，戴着一顶牛仔帽。

***

马特在一个报摊旁等我。

我们走出机场，来到附近的一家咖啡店。可能还得有几个小时，我才会到达波托西惩戒中心。

我们在西温莎镇警察局共事过8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他搬去密苏里定居，但我们仍然维持着友情，时不时还会通个电话，了解一下彼此生活的最新进展，有那么两三次，我找他一起去打了猎。马特在波托西惩戒中心工作了11年，马上就要退休了。打了一辈子光棍的他，两年前娶了一名叫朱莉娅的同事，他们邀请我参加婚礼。在那之后，我们就再也没见过面。

“看起来婚姻养人啊，”我一边说着，一边往汤碗大小的咖啡杯里倒了一小袋糖，“你看起来更年轻了。”

他苦笑着。他总是带着一种压抑的气质，仿佛确信某种灾难马上就要袭来。因为他又高又壮，我们在警局里管他叫“福滋熊”，这是《大青蛙布偶秀》里面一头熊的名字。这个外号友善而不刻薄——每个人都喜欢马特·多米尼斯。

“我没什么好抱怨的。朱莉娅很好，事事进展顺利。但我到了年纪，只想好好退休，颐养天年。世事无常，可能在不知不觉间你就中风了，然后像个婴儿一样尿裤子。我想到路易斯安那旅行，或者到温哥华度个长假，我们甚至可以去欧洲，谁知道呢？我早就厌倦了成天看着那群白痴，但她说我们得再等一等。”

“我已经退休三年了，除了我孙女出生时去了趟西雅图，还有来了这儿两次之外，我哪儿也没去过，兄弟。”

“好吧，我知道你在说什么。我或许不会去路易斯安那，或者该死的温哥华，但我想早上醒过来就能喝我的咖啡、读我的报纸，用不着在那个可恶的混凝土盒子里，和一群罪犯共同度日。说到西雅图，戴安娜和托尼怎么样了？”

戴安娜是我的前妻，和我离婚之后搬到了西雅图，托尼是我们的儿子。很显然，托尼将离婚的事归罪于我，并且一直因为这件事责怪我。他总说“你搞砸了”，我知道他是对的，我的确是搞砸了，但我愿意相信，人们有时应该宽恕他人。就我所知，我已经为我当时的愚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独自一人生活了将近30年。

托尼三年前结了婚，我的孙女伊尔琳现在一岁半了。我就见过她一次，就在她刚出生之后。

我给马特讲了几件从戴安娜那里听来的趣事，但接着他很突然地转换了话题。

“你对发生在弗兰克·斯波尔这个人身上的事怎么想？在这么多年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