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我联系了西蒙斯，并且在两天后拜访了他。我是在约翰·凯勒给我的材料里面找到他的住址的。西蒙斯住在普林斯顿警察局附近，我下午3点左右到了那里，正逢几片乌云倾泻下来的雨打在他们的窝棚顶上。

见面之前我努力回想了一下他的长相，但是并没有想起来。我查案的时候他有四十出头，所以我预料这个人如今已经垂垂老矣了。我想错了——如果你忽略他脸上深深的皱纹和白发，他的面目其实年轻得多。

我自我介绍了之后，他说他还依稀还记得我——一个长得更像牧师的警察。我向他询问了利昂诺拉·菲利斯——我在凯勒的笔记里读到的那位女士，她去哪里了？西蒙斯说她去了路易斯安那，照顾她刚做了手术的母亲。

我来到客厅，在沙发上坐下，他给我端来一杯有肉桂味的咖啡。这是他和利昂诺拉学的手艺，他解释说，是路易斯安那法国移民的绝活。说着，他也给自己做了一杯，并且点上一根烟，拉过来一个已经塞满了烟头的烟灰缸。

“如果我在大街上遇见你，估计认不出来。”他说，“实话说，我想把整件事都忘掉，就像它没发生过。你知道吗，几个月前还有个记者来问我这件事？”

“是的，我也和他谈过。”

我把弗兰克·斯波尔的故事给他讲了一遍。和从前办案的时候一样，我有个记事本，专门用来整理我获得的所有信息，参照这个本子，我就能把斯波尔的事复述出来。他专注地听我讲，没有插一句话，不时抿一口咖啡，不过烟一根接一根没有间断。

我讲完之后他未予置评，只是问我还要不要咖啡了。烟灰缸里面塞了那么多烟蒂，几乎要洒到红木桌子上了。

“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要找你谈谈了吧？”我问。

“不明白，”他平静地说，“快30年了，没人问我任何问题，但现在好像每个人都兴趣大发。我不明白，懂吗？我一点儿也不想讲那时发生的事。教授是我唯一的朋友。”

“德雷克，你记得当时你的证词是怎么说的吗？而不久之前你和那个记者又是怎么讲的？”

“当然记得。”

“你说的和斯波尔告诉我的并不吻合。他声称在案发当晚藏在后院里。按你说的，晚上9点，同一时间，你也躲在那里。你们怎么就没看见对方呢？你说教授和劳拉·贝恩斯、理查德·弗林在一起，弗林和教授吵了起来，然后劳拉离开了，不过后来你看见她的车停在附近。但是斯波尔根本没提劳拉·贝恩斯的事。他说教授一直只和理查德·弗林在一起，而且没看到他们之间发生过什么分歧。”

两个版本的故事之间的龃龉，我都逐条写在笔记本上了。

“那又怎样？”他说，好像一点儿也不感兴趣的样子，“可能是那伙计记错了，也可能他在说谎。为什么你相信他而不相信我？你到底想要我怎样？”

“这又不难猜，”我回答说，“你们之中有一个人没有说实话，而且现在我觉得你更有这个可能。我感兴趣的就是你为什么没有说实话。”

他笑了笑，不过一点儿开心的意思也没有。

“可能我也没有说谎，我只是记不准那晚的事情了。我老了，一老就健忘，这不是很正常吗？”

“我指的不仅仅是几个月之前你跟凯勒讲的，还有20多年前凶案发生后不久，你跟警察讲的。”我说，“两次的供词实际上一模一样。而且你告诉凯勒，韦德和劳拉有染，还记得吗？”

“可能他们就是有事。你怎么知道他们没有？”

“那时，你是唯一一个声称劳拉·贝恩斯是教授情人的证人。而且因为弗林爱劳拉，这就给了警方一个理由去怀疑弗林：他可能正是出于嫉妒杀死了韦德。”

“我一直都是这么认为的，她和教授是情人。而且我仍然认为，那晚弗林只是装作离开，但是后来又回去杀死了教授，懂吗？至于她和教授的关系，可能是你当时没有问对人吧。”

“那晚你没有藏在屋子后面，是吧，德雷克？为什么你要陷害弗林？”

他突然被激怒了。

“我没想陷害任何人，老兄！发生的是什么，我就说什么：我确实在那儿，他们三个都在客厅里。”

“也就是说你在雪地里站了将近两个小时？那你穿的是什么？”

“我他妈怎么记得？忘记了。”

“为什么斯波尔没有看见你，你也没有看见他？”

“可能他说了谎，他当时不在那里；也可能他把时间记错了。我哪儿知道？”

“你为什么说劳拉·贝恩斯在那里？”

“因为我看见她了，而且她的车停在附近。我是不是还要和你重复一百遍，像一只鹦鹉一样，老兄！”

他突然站了起来。

“很抱歉，我答应了一个客户，今晚之前要修好他的车。车在车库里，我得走了。无意冒犯，但我不喜欢和你谈话，不喜欢你的口音。现在该开球了！谢谢您的配合。”

“你说什么？”

“纽约扬基队对巴尔的摩金莺队，那场球我去看了，解说员就说了这句话，当时那个接球手——瑟曼·李·曼森，已死于一场空难。另外，顺便说一句，以后除非来者拿着执法证，否则我是不会再和任何人说韦德的事情的。”

于是我告辞离开了。感觉近乎不可思议，就像一个玩侦探游戏的孩子，从一个“嫌疑人”家里被踢了出来。我曾经当过警察，但那些年月已经恍若隔世。现在，我只是一个四处犯糊涂的老头，手里没有盾牌，腰带上没有枪。我坐进车里，把笔记本丢进装手套的盒子里。

我开上山谷路的时候，雨刷已经应付不了倾盆大雨了。这整个故事该怎么进展下去呢？我自问。几乎可以肯定，德雷克说的不是真话，在案发之后他的证词也是假的，但是我对此毫无办法。马特告诉我，斯波尔的律师努力想让法庭重审他的案子，但并没有成功。而我只是一个无足轻重、年老昏聩的退休警察，在哪儿都不受欢迎。

***

后来的几天，我修了家里的房顶，粉刷了房间，同时琢磨着案子的事。

那周六我清理了后院，周日我过河到纽约拜访了一个老同事，吉姆·福斯特，他刚熬过了一次心脏病突发，几周前才出院。天气很好，我们去散了步，然后在拉法叶街的一家餐馆吃午餐。正在他跟我讲他的饮食要求是如何如何严格时，我问他记不记得约瑟夫·韦德的案子，他稍稍吃了一惊，说这名字他没什么印象了。

“他曾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1987年12月在自己的家中被杀害。密苏里州波托西监狱的一个死刑犯，声称自己杀了他。那家伙的名字叫弗兰克·斯波尔，当时只有22岁。那时我参与了这个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