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

德雷克的故事引起了惊人的反响，甚至波及了亚拉巴马的小城。达娜·奥尔森几天后给我打来电话，当时我正在洛杉矶，准备去见一个电视制片人。我还和约翰·凯勒见了一面，他最近搬到了西海岸，在加利福尼亚的奥伦治郡租了一栋别墅。

“你好，彼得，”她说，“我是达娜·奥尔森。还记得我吗？”

“当然记得。”我们寒暄了几句，然后她说到了正题。

“彼得，我对你说了谎。我知道书稿的事情，理查德死前我就读完了，但是我不愿意把它交给你或者任何别的人。我读它时很生气，意识到他有多爱那个叫劳拉·贝恩斯的女人。即使他看似生她的气，但我心里觉得，他毫无疑问到死还爱着她。我感觉自己就像他豢养的一匹老马，他因为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好做，才和我在一起。他用生命中最后的几个月写了这本书，而我一直就陪在他身边。我感觉遭到了背叛。”

此时，我正在西好莱坞的罗斯伍德大道旁，在一家饭店的门口等那个制片人。

“奥尔森女士，”我说，“考虑到目前的状况，也就是西蒙斯被捕，恐怕弗林的书稿——”

“我打电话不是来和你谈生意的，”她一开口就亮明了立场，“就我而言，我希望你作为一个文学代理，能不再对这本书感兴趣。不过尽管如此，将它出版是理查德的遗愿。撇开和贝恩斯的事情不谈，你知道他有多么希望成为一名作家，我想如果你采纳了他的稿件，他会十分高兴的。不幸的是，他不能活着看到这一幕了。但是现在我觉得，无论如何，还是应该把稿子寄给你，这是件好事。”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很明显我无法出版此书，因为弗林故事的整个逻辑——作为这场调查的切入点，刚刚被最近的一系列事件给打散了，这些事证明，事件的真相被弗林的想象涂饰、掩盖了。退休侦探罗伊·弗里曼现在成了媒体的红人——“前侦探破解30年尘封谜案”。他暂时搬到西雅图和前妻一起住，躲避记者。约翰·凯勒和罗伊·弗里曼在电话里长谈了一次，之后约翰给我发来邮件，说书稿中的故事已经没有谜团了。

但是我不会把这些告诉达娜，因为弗林的故事她早就知道了。

“如果能让我看一眼完整的书稿，那就太好了。”我说，同时看见制片人向饭店这边走过来，便朝他招了招手。他整张脸都覆盖在一副巨大的绿色太阳镜下面，看起来像一只巨型蟋蟀。“你还存着我的邮箱地址吧？明天我就回家了，可以找时间读。”

制片人看见我了，但却不愿意招手回应，也没有加快步伐。他的样子沉静、冷峻，一副要强调自己的重要性的姿态。

奥尔森女士说她确实记得我的邮箱，答应立马就把书稿发给我。

“彼得，他的最后几周过得很艰难，这些在书的最后几章都有写到。有几件事情……唉，你自己去看看就明白了。”

***

那天晚上我见到了约翰·凯勒，他开车到酒店接我。约翰晒黑了，胡子大概有两个星期没刮，这副样子很适合他。

我们在一家叫作“糖鱼”的日本餐厅一起吃晚饭。据他说，这是最近流行的餐厅，他为我们预订了一个座位。服务生每隔5分钟就来一次，端上来不同的菜，而我分辨不出任何一道菜的内容。

“想想看！”当我把达娜·奥尔森的话告诉他后，他惊叹道，“想想看！如果她当时就把完整的书稿交给你，你就不会把这件事告诉我，我也不会去找弗里曼，而他也就不会去翻那些陈年旧案。我们可能永远不会发现那场谋杀的真相。”

“但是从另一方面讲，我就多了一本可卖的书。”我说。

“但那会是一本不真实的书。”

“谁会在乎那个？你知道吗？理查德·弗林到死也没有走运过，甚至在死后，他还是错过了出书的机会。”

“说的也是，”他举起了他的小酒杯，“为不幸的理查德·弗林，干杯！”

我们以酒缅怀了弗林，然后他热情地向我介绍他的新生活，说他电视编剧的工作有多么开心。和他搭伙写剧本的那个主笔，是个评价很高的作者，所以他觉得至少最近两季的发行是不用发愁了。我由衷为他感到高兴。

***

我还没有读那部书稿。回到纽约以后，我从收件箱里找到了它。新罗马字体，12号，双倍行距，打印出来有248页。我把它装入一个文件袋，放在办公桌上。它就一直躺在那里，像是中世纪的僧侣常年放在桌子上的一个人头骨，提醒着人们人生短暂，世事无常，死亡之后，判决到来。

很可能直到最后理查德·弗林的看法都是错的。劳拉·贝恩斯也许真的偷走了教授的书稿，让他在地板上等死，但她不是他的情人；德雷克·西蒙斯以为是理查德·弗林把韦德痛打了一通，然后跳窗逃走——他也搞错了；约瑟夫·韦德错把劳拉·贝恩斯和理查德·弗林当作情侣。他们都会犯错，以为自己透过一扇窗子向世界张望，但其实在他们面前的始终是面镜子；除了自己的执迷，别的什么也没有看到。

一位伟大的法国作家曾说，对过去之事的怀念，怀念的并非就是它们过去的样子。我想他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