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全面追捕

回里兹的旅程很奇怪。天气变冷了，雷恩先生裹在他的厚大衣里，眼睛里燃烧着狂热的火焰，我仿佛感觉到他坚强的意志推动着轿车的轮子。他一言不发，只是偶尔抬起头来，吩咐德罗米欧开快一点儿。

然而人毕竟不能抵抗吃饭、睡觉的生理需要，我们被迫停下来过夜，次日才重新上路。接近正午时，我们终于抵达里兹。

街道上似乎发生了意外的骚动，报童们高举报纸大嚷，头版上刊载着醒目的标题。我忽然从一个卖报的小贩口中听见了几个字：范妮·凯瑟！

“停车！”我朝德罗米欧喊着，“出大事了。”

父亲和雷恩先生还来不及反应，我就跳下车，扔了一个硬币给报童，然后抓起一份报纸。

“我找到了！”我尖叫着，迅速爬回车上，“你们看！”

《里兹观察家日报》上的报道说，范妮·凯瑟“多年来恶名昭彰，已经被地方检察官约翰·休姆下令逮捕并将被起诉，罪名是⋯⋯”下面列了一长串罪状：贩卖人口、贩毒，以及其他的恶行劣迹。根据报道来看，休姆似乎充分利用了侦办第一桩命案时在福塞特的房子里搜查出来的文件。范妮·凯瑟的几个“据点”都被突袭，私下贿赂官员的罪行一一被查出来，各式各样最恶毒的谣言四处流传，而且显然许多里兹市颇具名望的社会人士、工商业领袖、政治人物都直接牵涉在内。

凯瑟的保释金是两万五千元，我们注意到，她很快就办理了保释事宜，恢复了自由之身，等待被起诉。

“这真是个消息。”雷恩先生深思着说，“真幸运，巡官，我说不出有多幸运，现在我们的朋友范妮·凯瑟可惨了，或许⋯⋯”他似乎并不在意这个女人被逮捕、起诉而身败名裂，“这种人一定会想尽办法为自己脱罪⋯⋯德罗米欧，把车开到休姆检察官的办公室前！”

休姆正坐在书桌前逍遥地抽着雪茄，他非常愉快地迎接我们。那个女人现在在哪儿？保释了。她的老巢在哪儿？他笑起来，给了我们一个地址。

我们赶到了那儿——位于市区偏僻地带的一幢大房子，奢豪、华丽、金碧辉煌，还装饰了一大堆热情奔放但艺术价值可疑的裸体画。房子显然已经被警察搜查过了。她不在那儿，自从保释出狱后，她就没回去过。

我们到处狂乱地寻找她，再度陷入恐慌。三个小时后，我们静默而绝望地面面相觑：那个女人不见了，哪里都找不到她。

她会不会是放弃保证金逃亡，离开本州——或许出国了？想到她要面对的各大罪状，这是非常有可能的。我们烦恼地看着老绅士像割草机般冷酷而利落地通知约翰·休姆和警方。警方发出通缉令，将所有范妮·凯瑟经常出没的地点都进行搜查。便衣刑警四处查找她的下落，火车站也受到监视。纽约市警察局也得到了通知。然而一切都徒劳无功，那个女人消失了。

“该死，”约翰·休姆喃喃地说，他精疲力竭地坐在私人办公室里等待回报，“我们预定在三个星期内起诉她，也就是下星期四之后的两个星期内。”

我们齐声哀叹起来。即使布鲁诺州长将死刑的执行延后，范妮·凯瑟也要到阿龙·道被行刑后一天才出现——如果她会出现的话。

接下来我们度日如年。一个星期过去了，星期五⋯⋯我们仍不放弃搜寻。雷恩先生真是精力充沛。借助警方的合作，当地的电台都由他安排，他通过广播不停地发出召唤、呼吁。每个和她有瓜葛的人都受到监视，她的手下——包括女人、律师、喽，以及里兹的黑社会分子——都被集中在她的老巢进行盘问。

星期六，星期日，星期一⋯⋯到了星期一，我们从缪尔神甫那儿和报纸上得知，马格纳斯典狱长已经正式宣布，将行刑时间定在星期三晚上十一点零五分。

星期二⋯⋯范妮·凯瑟依旧不见踪影。警方已经向所有欧洲航线的轮船拍出电报，但没任何类似凯瑟的女性乘客在船上。

星期三早上⋯⋯我们好像活在梦中，食不甘味，只略略交谈数语。缪尔神甫已经四十八小时没换过衣服了，雷恩先生的脸颊白得像死尸，双眼燃烧着可怕的病态的火焰。我们绝望之余，试图去阿冈昆监狱和道谈一谈，结果不被批准，因为这违反监狱的严格规定。不过我们还是听到了他的一些消息：道出奇的镇静，几乎接近冷漠，不再诅咒我们，事实上，他似乎忘了我们的存在。随着执行时间的逐渐接近，我们相信，他变得很不安，在牢房的地板上踩着扭曲的脚步。他将遭受的一切在我们的心中愈来愈清晰可见。然而缪尔神甫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微笑着告诉我们“他坚守信仰”。可怜的神甫！我非常确信，阿龙·道坚守的不是精神上的信仰，而是更为世俗的希望。直觉告诉我，雷恩先生不知用什么方法带了话给他，告诉他那天晚上他不会死。

星期三，一个恐怖而惊奇的日子。早餐时我们几乎没怎么吃东西。缪尔神甫已经出门了，拖着老迈的步伐，前往监狱庭院中的死囚牢房。然后他又焦躁不安地赶回来，到楼上的卧室休息。当他手上握着祈祷书再度出现时，看起来似乎平静多了。

很自然地，那一天我们都聚集在缪尔神甫家。我恍惚记得，杰里米似乎也在，年轻的脸上挂着卑微的表情，脚步沉重地在大门外走来走去，拼命抽着烟。有一回我出去找他时，他告诉我，他的父亲做了件可怕的事情。典狱长邀请伊莱休·克莱担任死刑见证人，而——杰里米苦恼地说——他接受了。我想不出该说什么才好⋯⋯就这样一个早上过去了，雷恩先生的脸紧绷着，皱纹浮现。他已经两夜没睡了，挥之不去的烦闷在他的脸上刻下了深深的沟纹。

不知道为什么，整件事就像家属聚集在垂死病人的病房外。没有人说废话，一旦有人开口，也是压低声音。偶尔有人会走出去站在门廊上，无言地望着灰色的监狱围墙。我自问，为什么我们都把这个可怜人的死看得对自己如此重要？他对我们来说根本什么都不是——就个人意义来说如此。不过从某种观点来说，他迷住我们了——他或者他赋予了某种抽象意义的那件事情。

上午快十一点时，雷恩先生接到来自里兹的信差从检察官办公室送来的最后报告。所有的努力都告白费，找不到范妮·凯瑟，也没有她的任何行踪或下落。

老绅士挺了挺肩膀。“只有一条路可走了，”他轻轻地说，“那就是提醒布鲁诺履行延后执行死刑的承诺，直到我们找到范妮·凯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