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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渐地，我感觉自己连呼吸也开始有困难了，身上四处冷汗直流。我知道，如果我再不马上离开这个房间，我的头就快要爆炸了。

梅尔对此表示理解。“把你的手机号码给我，亲爱的。”她一边说一边用那只戴满了金首饰的手捏了捏我的膝盖，“一会儿我们要是听到什么消息，会随时告诉你的。”在交换了手机号码之后（我竟然一时间想不起自己的号码了），我就头也不回地向屋外走去。一名顾问上前来试图阻止我，但是梅尔在我身后声援了我一句：“要是他想走，就让他去吧！”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迷迷瞪瞪地交了停车费，然后沿着M23公路开回家的。而且，我居然没有把自己的车开到一辆货车的车轮底下去，这真是个奇迹呀。我只知道，我的脑海里一路上都是一片茫然。不一会儿，我发现自己已经把史蒂芬的奥迪车开到了自家门口的便道上，就好像那车是被我偷来的顺风车一样。

我用钥匙开了门，却跌跌撞撞地碰倒了门厅里那个专门放信件的桌子，自己也顺势摔了一跤。头痛欲裂，这才清醒了过来。听到响声，住在地下室公寓里的一名波兰学生打开房门，探了个头，问我是否一切还好。大概是看到我面如土色，他一溜烟跑回了房间，取了一瓶廉价的伏特加默默地递给了我。

我接过酒瓶一头扎进了自己的房间。我知道，我的酒瘾又复发了。但是我现在还有什么好在乎的呢？

我甚至都不屑于给自己找个玻璃杯来，便直接抱着瓶子对嘴吹。我想我大概是连那瓶伏特加的酒味都没有尝出来吧。喝完酒，我浑身颤抖抽搐着，双手像是被针扎过一样感到阵阵的刺痛。我翻出兜里的黑莓手机，把联系人从头到尾翻了一遍，却不知道应该拨给谁好。

因为，每当我遇到麻烦时，总会第一个打给史蒂芬。

我开始在房间里来回地踱步。然后觉得不过瘾，便又翻出了几瓶酒，生生灌了下去。这几瓶酒下肚后，我一次又一次跑去厕所呕吐。觉得自己的情绪稳定了一些之后，我窝进了沙发里，打开了电视机。

大部分的日常节目此时都被暂停了，各个电视台都在纷纷播报有关坠机事故的报道。我当时大概是已经喝醉了，所以全身上下都觉得很麻木。数不清的时事评论员被源源不断地轮流请进了天空电视台的演播厅，和那个脸色铁青的主持人肯尼斯·波特坐在一起说着些什么。直到现在，每当我听到肯尼斯·波特的声音，仍会感到非常的不舒服。

天空电视台的报道始终都是以英国的这起空难事故为主，这大概也是因为该事故最受英国观众的关注吧。采访中，一对在出事海域附近乘坐邮轮的夫妇碰巧拍摄到了一段摇摇晃晃的画面，记录下了飞机在坠机之前低空划过海面的惊险画面。天空电视台无止境地重播着这个片段。好在，飞机撞击海面的一瞬间并没有出现在画面里。但是，在画面背景里仍能清楚地听到一个女人在尖叫着：“哦上帝呀，拉瑞！拉瑞！快看！”

其实，我完全可以拨给身边的许多朋友，问问他们是否也有亲人在同一架飞机上。但是我几度拨通了号码，又默默挂断了。打了又有什么用呢？肯尼斯·波特终于不再和那些百无一用的专家进行问答了，也不再面无表情地重播那段夫妇拍摄的影片了，而是将报道的内容转向了其他的几起坠机事故。当我听说救援人员在佛罗里达大沼泽中找到了幸存的男孩鲍比，而且日本的坠机事故中也发现了三名生还的幸存者时，我突然感到心中又燃起了一丝希望！是的，我的确想过，原来这真的是有可能发生的，史蒂芬他们有可能还活着！

在一条报道中，我看到救援人员将一个浑身赤裸的日本男孩抱上了直升机。而在另一条报道中，一名显然受到了惊吓的非洲男子在废墟上歇斯底里地呼喊着自己家人的名字，身后的背景里飘荡着滚滚的黑色毒烟。我还看到，那个鼎鼎大名的坠机事故调查员（我曾经一度觉得他长得有点像电影里的“美国队长”）一直在镜头前呼吁民众不要恐慌。除此之外，还有一名浑身颤抖的航空公司负责人告知民众，目前所有的航班都已经取消，并请大家等候进一步的通知。

我想，我应该是昏睡过去了。当我再次醒过来时，肯尼斯·波特已经下班了，换成了一名巧舌如簧、留着深色头发的女主播。她穿着一件令人生厌的黄色衬衣（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件衬衣的样式），看得我的头一阵阵生疼，胸中还不时会涌上一股想吐的感觉。所以，当我听到电视里提到，英国的这起坠机事故中有一名幸存者时，我还以为是自己的耳朵出现了幻听。

接下来的信息让我震惊了。那个从事故中生还的人是一个孩子。 救援人员发现时，那个孩子正紧紧地抓着一片飞机残骸，在距离坠机地点几英里处的海面上漂浮着。直升机发回的航拍画面中似乎看不到什么细节，只看到一条搜救船上有几个人在不停地摇晃着手臂，身旁还坐着一个穿亮黄色救生衣的小小身影。

我试着不让自己对此抱有太大的希望，但当那个孩子被抱上直升机时，记者拍摄了一个特写镜头。我一眼就看出那个孩子就是双胞胎中的一个。自己家的孩子当然只有自己最了解。

我毫不犹豫地先给梅尔打了个电话。“交给我吧，亲爱的。”她安慰说。老实讲，我当时根本就没想到要考虑她的感受。

事故后勤小组的人很快便赶到了我家，那速度之快就好像他们一直都躲在我家附近一样。一名叫做彼得的创伤治疗顾问（我从没记住他的姓）和一名戴着眼镜、留着山羊胡的矮个子男子和我一起坐了下来，向我通报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不过，他们也告诫我暂时还是不要抱太大的希望。“保罗，我们必须先对生还女孩的身份进行确认。”他还问我，是否可以联系我其他的家人或朋友，以便获得更多的支持。我本想打个电话给杰瑞，但最终还是放弃了。因为，史蒂芬、谢莉和小双胞胎就是我的家人。虽然我也有朋友，但他们都不是那种可以在危难中让你依靠的人。在我看来，他们在事后对我频频献殷勤的原因，也只是想要借此大出风头而已。我知道，这听上去很偏激。但是有一句老话说得好，患难见真情嘛。

由于当时所有的欧盟航班都被停飞了，因此孩子被暂时送往了附近的一家葡萄牙医院进行抢救。那一刻，我唯一的想法就是立刻飞到她身边去。但是彼得打消了我的这个念头。他向我保证，等孩子的情况一稳定下来，就立刻用直升机把她送回英格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