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邓恩 事发当日

每当想起我太太，我总会想起她那颗头颅。最先想起的是轮廓：第一眼见到她时，我望见的就是她的后脑，那头颅有着某种曼妙之处，好似一粒闪亮坚硬的玉米，要不然便是河床上的一块化石。在维多利亚时代，人们定会夸她“头型雅致”，你简直一下子就能想出颅骨的形状。

不管在哪儿，我都不会错认她那颗小脑袋。

我也会想起那颗脑袋里装着的思绪。她的脑中有着无数沟回，一个个念头穿梭其间，好似狂乱的蜈蚣。我像个孩子一般想象着一幕场景：我要打开她的头颅，理清沟回，捉住思绪，让它们无处可逃。“你在想些什么呢，艾米？”自结婚以来，这是我问得最多的问题，即使我没有大声问出口，也没有问那个掌握着答案的人；但据我猜想，这些问题恰似阴云一般笼罩着每一宗婚姻——“你在想些什么呢？你感觉怎么样？你是谁？我们都对彼此做了些什么？我们该怎么办？”

清晨六点整，我打了个激灵睁开眼睛。这次可不是眨眨眼悠然醒来，睫毛还好似翅膀一般忽闪，这次我可是直挺挺地醒过来的。眼帘“咔嗒”一下睁开，好似诡异的木偶娃娃，眼前先是一片漆黑，紧接着一眼瞧见闹钟显示着六点整——好戏登场！这种感觉有点怪，因为我很少在整点睡醒，我这人起床的时间很不规律，要么是八点四十三分，要么是十一点五十一分，要么是九点二十六分。我的生活可不受闹钟的摆布。

恰在六点整，夏日的朝阳从橡树丛背后喷薄而出，露出盛气凌人的面孔。阳光在河面上投下一片倒影，光亮照耀着我们的屋子，活像一根亮闪闪的长手指，刺破卧室里薄薄的窗帘指向我，仿佛在控诉：“你已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你终究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我正在床上辗转反侧，身下躺的是在纽约用过的那张床，身处的却是我们位于密苏里州的“新家”。回到密苏里州已经两年了，我们却仍然把这栋房子叫作“新家”。这是一栋租来的房子，位于密西西比河畔，从上到下都流露出一股暴发户气质，儿时住在铺着粗毛地毯的错层式小破房里时，我便一心期盼着这种豪宅。房子看上去似曾相识，模样倒是宏伟豪华、中规中矩，也新得不能再新，可惜注定不讨我太太的欢心，话说回来，她也确实对我们的密苏里“新家”深恶痛绝。

“除非我掉了魂，要不然怎么在这么俗的地方住得下去呢？”一到“新家”她就开口说了这么一句。其实，当时租房是个折中的办法，艾米一心盼着早日搬出密苏里州，因此她死活不让我在自己的家乡小镇购房，只肯租上一所。但本地唯一可租的宅邸全都聚集在这片烂尾的住宅小区里，当时经济不景气，撂下了一个烂摊子，这片小区还没有开张就已经完蛋，房产收归银行所有，里面的豪宅通通降了价。租这个“新家”是一条折中之道，可惜艾米却不这么认为，在艾米眼里，这就是我用来修理她的一招，是我非要背地里捅她一刀子，不由分说地把她拽到一个她死活不愿意待的城市，让她住进一栋死活看不上眼的房子。如果只有一方认为某个主意是一条折中之道，那我猜这主意其实并不折中，但我与艾米的折中常常就是这样，我们两人中间总有一个人为此怒气冲冲，通常这个人都会是艾米。

拜托，别把你对密苏里州的一腔怨气撒在我头上，艾米，这事都怪经济形势，怪运气不好，怪我父母和你父母，怪互联网，还要怪上网的那帮家伙。我曾经是一名撰稿人，写些关于电影、电视和书籍的文字，当时人们还乐于阅读纸质作品，还肯答理我的所思所想。我于20世纪90年代末抵达纽约，算起来那已是辉煌岁月的垂死挣扎，可惜当时无人具备这份远见。纽约挤满了密密麻麻的作家，都是响当当配得上“作家”头衔的那种真货，因为彼时的纽约遍地都是杂志，也是响当当配得上“杂志”头衔的那种真货。互联网还只能算是出版界豢养在角落里的一只珍禽异兽，人们时不时扔口食物逗逗它，看它拴着锁链翩翩起舞，那小家伙真是可爱得不得了，谁知道它会趁着夜色结果我们的小命呢？请诸位想想吧，当时刚毕业的大学生居然可以到纽约靠写作赚钱，可惜我们没料到自己上了一艘沉船，十年之内，我们那刚刚扬帆的职业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当了整整十一年撰稿人，却在一眨眼间丢了工作，形势就变得这么快。当时经济萧条，全国各地的杂志纷纷倒闭，撰稿人也跟着一起完蛋（我说的是像我这样的撰稿人，也就是胸怀大志的小说家和上下求索的思想家，这些家伙的脑子转得不够快，玩不转博客、链接和“推特”，基本上属于夸夸其谈的老顽固）。我们这群人是过时的老古董，属于我们的时代已经结束。在我丢掉饭碗三个星期以后，艾米也跟着失了业（现在我能感觉到艾米一笔带过她自己的遭遇，却嘲弄着我的愚行，谁让我当初非要花时间讨论自己的事业、感叹自己的不幸呢。她会告诉你，这一套就是我的作风，“……简直是尼克的典型作风”，她会说出这么一句话来。这句话是我太太的口头禅，不管这句话前面说的是件什么事，不管我的典型作风具体怎么样，总之不会是什么好事）。于是我与艾米摇身一变成了两个失业的成年人，穿着袜子和睡衣在布鲁克林的褐砂石宅邸里闲荡了好几个星期，一股脑儿把未来抛在了脑后，还把没开封的信件撒得到处都是，扔在桌子和沙发上，上午十点钟就吃上了冰激凌，下午则倒头呼呼大睡。

后来有一天，电话铃响了，来电人是我的孪生妹妹玛戈。玛戈一年前在纽约丢了工作，随即搬回了家乡，这个姑娘不管什么事都抢先我一步，就算撞上霉运也不例外。当时玛戈从密苏里州北迦太基我父母家的房子里打来电话（我与玛戈就在那所房子里长大成人），听着她的声音，我的眼前不由得浮现出她十岁时的一幕：一头黑发的玛戈穿着连体短裤坐在祖父母屋后的码头上，耷拉着身子，在水中晃着两条纤细的腿，目不转睛地望着河水流过自己雪白的脚，显得格外冷静沉着。

在电话里，玛戈的声音十分温暖，带来的消息却令人寒心。她告诉我，我们那位不服输的妈妈快要撑不住了。爸爸正一步步迈向生命的尽头，他那副坏心眼和硬心肠都已经不再好使，不过看上去妈妈倒会比他先行一步——后来过了大约半年，也有可能是一年，她果真先父亲一步离开了人世。但当初接到电话时，我当场就可以断定玛戈单独去见过医生，还用她那歪歪扭扭的字勤恳地记着笔记，眼泪汪汪地想要读懂自己写下的日期和药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