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邓恩 事发当晚

波尼和吉尔平把我带到警察局继续录口供，该警局看上去像一座垮掉的社区银行。他们把我一个人扔在一间小屋里过了四十分钟，于是我强令自己不要乱动——在某种程度上，假装冷静便是冷静。我无精打采地趴在桌子上，用胳膊枕着下巴，等待着下一回合。

“你要给艾米的父母打个电话吗？”在此之前波尼曾经问道。

“我不想吓到他们，”我说，“如果过一个小时她还没有消息的话，我再打电话给她的父母。”

我们已经把同一番谈话重复了三遍。

警察们终于进屋在我对面的桌边坐下，整个场面像极了一场电视节目，我拼命忍住不让自己笑出声来。在过去十年里，每当我漫不经心地浏览夜间有线电视节目时，便会在各种节目上一眼看到眼前这种房间，此刻的波尼和吉尔平一脸疲态却又专心致志，一举一动像极了电视明星，整个场面假透了，活像一幕大戏。波尼的手里还端着一杯咖啡，拿着一个看上去道具味十足的文件夹，那可是警察专用的道具哪。我顿时觉得有些飘飘然如在云端，不禁咀嚼着眼前这种演戏的滋味——警察和我都在扮演角色，让我们一起玩一场“太太失踪”的游戏吧！

“你还好吧，尼克？”波尼问道。

“我没事，怎么啦？”

“你在笑。”

我冷不丁从半空中一跤跌回了瓷砖铺成的地面上，“对不起，只是这一切太……”

“我明白，”波尼给了我一个安抚的眼神，仿佛伸出一只手拍了拍我，“这场面太奇怪了，我明白。”她清了清嗓子，说：“首先，我们要确保你在这里待得舒服，你需要什么尽管告诉我们。你给我们越多信息越好，但你也可以随时离开，没有人会拦着你。”

“悉听尊便。”

“好，非常好，谢谢你。”她说，“嗯，我想还是先把破事给解决了吧，把没用的绊脚石先搬开。如果你的妻子确实被人绑架了……我们还不清楚她是不是被人绑架了，不过如果事情真到了那一步，那我们想要捉住犯事的家伙，而当我们捉住这家伙的时候，我们想让他无法翻身，没有办法脱罪，没有回旋的余地。”

“没错。”

“因此我们必须尽快先把你洗脱嫌疑，洗脱得干干净净，这样犯事的家伙才找不到借口脱罪，无法指控我们没有考虑过你的嫌疑，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机械般地点了点头。我并不十分清楚她的意思，但我希望尽可能地做出配合的模样，“悉听尊便。”

“我们不希望吓着你，”吉尔平说，“我们只是希望把事情做得滴水不漏。”

“我这边没意见。”我说。“在这种故事里，犯事的总是那位丈夫。”我暗自心想，每个人都认为凶手总是那位丈夫，你们两个警察为什么不明明白白地把话说出口呢：“我们怀疑你，因为你是她的丈夫，凶手总是那位丈夫，不信的话去看看罪案新闻节目好了。”

“那好，太好了，尼克。”波尼说，“首先我们要用棉签从你的口腔里取样，这样才可以筛除你家那些不属于你的DNA，这样做你不会介意吧？”

“当然不会。”

她说：“我还打算快速查一查你手上有没有火药残留，这也是以防万一的措施……”

“等等，等等，等一下，你们是不是已经有了什么发现，让你觉得我的太太……”

“不不，不是这样，尼克。”吉尔平打断了我的话，将一张椅子拉到桌边一屁股坐了下去，把椅背一侧放在身前。我暗自好奇警察们私底下到底是不是这副坐姿，难道一些灵气逼人的演员在节目里上演了这一套，警察们觉得电影电视里的警员用这副坐姿看上去非常酷，于是从节目上借鉴了过来？

“这只是走一遍程序，以防万一嘛。”吉尔平继续说道，“我们想要把事情做得滴水不漏，查一查你的手、取个 DNA样本，如果可以我们还要查一查你的车……”

“当然可以，就像我刚才说的，悉听尊便。”

“谢谢你，尼克，真的很感谢。有些时候有些家伙非要为难我们，只不过因为他们有能力让我们为难。”

我属于截然相反的那种人。在我的童年时期，我的父亲整天无声地苛责我们，他从早到晚偷偷摸摸地到处挑刺，好借此发上一顿脾气。他这个毛病把玛戈变成了一个戒心很强的“刺儿头”，简直受不了一句胡说八道的屁话，却把我变成了一个对权威唯命是从的“软骨头”。爸爸、妈妈，还有老师们——“先生女士们，只要能让你的活计变得容易一些，那就悉听尊便吧。”我巴望着人们源源不断地认可我。“毫不夸张地讲，为了让人们相信你是个好人，你这家伙会撒谎、骗人、偷东西……妈的，还会杀人……”玛戈曾经这么说过。当时我们正在一家炸饼店等着买犹太馅饼，那家店紧挨着玛戈原来在纽约住的公寓（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当时的情形）。听见她的那些话，我顿时没了胃口，因为玛戈的话是如此千真万确，我却从来没有意识到。就在她说这句话时，我还在想：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刻，这一刻将永远铭刻在我的回忆中。

警察们测试了我手上的火药残留，用一根棉签在我的嘴里取了样，在此过程中我们闲聊了一会儿，谈了谈天气和国庆礼花。我们假装一切正常，仿佛不过是去看了一次牙医。

程序走完以后，波尼把另一杯咖啡摆到我的面前，拍了拍我的肩膀，“我感到很抱歉，刚才那是最难熬的时刻，你觉得现在能回答几个问题吗？那样对我们真的很有帮助。”

“没问题，绝对没问题，问吧。”

她在我的面前放上了一台薄薄的数字录音机。“你介意吗？这样你就不必一遍又一遍地回答同样的问题了……”她想给我录音，好让我不能改口，只能坚持同一个口径。“我应该叫个律师来”，我想，可是不清白的人才需要律师，因此我点了点头，回答：“没问题。”

“这么说，你们两个人在这里住了多久了？”波尼说。

“快要两年了。”

“艾米来自纽约，纽约市，对吗？”

“是的。”

“她工作吗，有过什么工作？”吉尔平问。

“她不工作，以前写过性格测试。”

刑警们交换了一个眼神，仿佛在问：“测试？”

“为青少年杂志、女性杂志写测试。”我说，“知道吧，比如‘你是嫉妒型人格吗？快来做做我们的测试，找出你自己的答案！ ’‘人们觉得你太咄咄逼人吗？快来做做我们的测试，找出你自己的答案！’”

“非常酷，我爱死那些测试了。”波尼说，“我还不知道真有人干这种工作呢，把写这些测试当作一种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