嫌疑人0的隐身（第10/11页）

“嘿！这怎么行，我们只知道最终答案，分析的过程也很值得我们学习研究嘛！”

“唉！好吧。我们知道，这件案子就像接力一样，一棒传到另一棒，最后的冲刺就是向被害人的胸口刺进一把尖刀。公司里安装的摄像头都是朝一个方向的，不会转动，也就是说，进入公司以及在办公区从六楼下到五楼会被拍摄到正面，离开公司以及从五楼上到六楼只能拍到背影。所以可以这样假设，某人下楼的时间我们可以确定，而上楼就未必了，因为如果一个身材与前者相近的人穿着一样的服装上楼，我们会误以为是同一个人——只要证词与录像能对得上，就不会招致怀疑。

“我重新审视杨景超当天的录像，他在下午四点四十分从六楼下来，与另一个部门经理开了会，大约五点零五分，他就回到了六楼。如果此时这个背影是另一个人，那么杨景超就能够继续留在五楼而不被发觉。也就是说，杨景超在散会以后与预先等待在五楼某处的同伙互换了衣服。杨景超一直等到被害人回到办公室，期间他就藏在被害人杜民隔壁的空办公室里。时机一到，他迅速进入杜民的办公室，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凶器，杀害了杜民，然后把杜民电脑里的证据资料全部删除，再躲回隔壁的空办公室里。他为什么要冒险在五楼等了将近两小时再下手呢？我想主要是为了不让同伙上楼的时间落在死亡推定时间范围内，否则他们这么精心的策划就白忙了。杀了人以后，杨景超必须再想办法回到六楼。他当然不能直接上楼，虽然摄像头拍不到脸，却会留下一段引人怀疑的影像，这可是案发的敏感时间啊。他也不能借口说他是上午摄像头不工作时来到五楼的——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却不能解释自己在五楼干什么，而且在案发的敏感时间上楼，必然会被列为重大作案嫌疑人。他们怎么做呢？当然还是如法炮制。这个时候，那位假扮杨景超上六楼的同伙换回自己的衣服，下到了五楼。他故意让五楼还在加班的同事目击他的行动，为他做不在场证明。他离开时，与杨景超交换了身份。此时杨景超根本用不着换好衣服再回六楼，他身上穿的已经是同伙的衣服了。也就是说，他的同伙当天带了两套一模一样的衣服。这样一来，杨景超又回到了六楼，他只需要看准时机换回自己的衣服，与另一位同事一起打卡下班，就大功告成了！

“我们再回头看看那位同谋。我们已经知道他就是那位IT总监常越，他用了两次身份交换帮助杨景超完成谋杀，而他自己却因此不得不留在了五楼，但他的办公室却在六楼！也许大家会想，杨景超为什么不选择一个本来就在五楼办公的人当他的同谋呢？这样不就自然了吗？但是这样会有更大的问题：这位同谋必须解释为何他会在案发时间从六楼下来，录像里却没有他从五楼上去的影像。他只能说他是在摄像头尚未工作的上午上了六楼，但他在六楼的时间这么长，就显得很可疑了。

“此时杨景超已经离开公司了，而被困在五楼的常越不可能从五楼离开，也不能回到六楼，那么最后他是如何逃脱你们的视线的呢？从这里我推断他们还需要一名同伙，因为从监控录像和口供上看，常越七点钟就回到了六楼，加班到八点半从六楼离开。而且，在常越之后，没有一个人通过办公区的楼梯，这就说明他们这一次没有利用上一次的鬼把戏。我注意到常越在七点钟进入胡继元的办公室。胡继元的办公室和杜民的办公室方向相反，而且胡继元的办公室门口还有几个人在加班，他们都见证了常越进出胡继元的办公室，常越也做证说胡继元当时正在和英国总部开电话会议。很显然，第三名同伙就是这个胡继元，他和常越互换了身份。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完美地完成这个杀人大接力！请大家注意事后胡继元的证词，他说他接近中午才到公司，五楼门禁有他十一点二十五分打卡的记录，五楼前台也对此有印象。接下来呢，胡继元趁着监控设备还没有开始工作时，偷偷溜到了六楼，他躲在常越的办公室里，他曾经告诉秘书说他当天有个很重要的电话会议，需要时间准备开会材料，让秘书不要打扰他，这也证明，当天下午他根本不在五楼自己的办公室里。

“那么胡继元究竟是如何在别人的办公室顺利开电话会议从而拥有完美不在场证明的呢？我们知道，这些外企的员工，特别是中高层的领导，每天的工作就是打电话、接电话、开会以及收发电子邮件。你们在调查嫌疑人案发当天日程时，很多人都是依靠电话或电子邮件记录来证明他们案发时的活动的，可以想象，杨景超他们在实施杀人诡计时，那么长的时间不在自己的办公室，如果电话没人接，邮件迟迟不回复，一定会引起怀疑。电子邮件还好办，因为经理以上级别的人都配备笔记本电脑，他们可以带着笔记本电脑或提前把电脑放置在临时藏身的空办公室里；但电话就没法随身携带了，于是他们想出了子母机这个办法。他们每个人都准备了一台发射功率较大的子母电话，可能很早之前就带到公司并且还进行过实地测试。他们把办公电话的线拔下来，插入自己的子母机中，子机随身携带，这样不管他们人在哪里，都可以装作在办公室里接到电话。原来我也猜测过他们可能会设置来电转接，把所有打进的电话转到手机上。不过，这样只能掩盖呼入，不能解决呼出的问题。胡继元正是依靠这个鬼把戏制造了死亡推定时间内正在五楼自己的办公室和英国总部开会的假象，实际上，他人在六楼常越的办公室里。

“至于子母机，只是我当时的猜测，后来我趁着没人时到他们的办公室，检查电话机下面的灰尘痕迹时发现了疑点。公司使用的数字电话体形很大，长期放在同一个位置，痕迹非常明显。但是在案发当天，他们把数字电话换成了子母机，那种普通家用子母机要比原来的电话小很多。那几天空气质量差，灰尘很多，他们完事后换回原来的电话时，没有注意擦掉灰尘；清洁工帮他们擦桌子时也不会拿起电话机擦拭，这样就留下了一圈奇怪的灰尘印子。

“为了清楚地理解他们的接力过程，我专门列了一张表，把他们的计划按照时间顺序写下来，我猜想他们在谋划杀死杜民的过程中也绘制了一张类似的表。

“这样的计划，可以说无懈可击，如果不是运气原因，我们几乎不可能猜透他们的诡计。当然，他们也需要承担相当大的风险，比如，每一次角色互换都会有碰到熟人而发现他们换了衣服的危险，好在办公室的布局决定了坐在中间隔断里的员工不太容易看见外面的情景，他们只要小心地沿着四周的路径走到办公室里，是不太容易碰到人的。杨景超和常越的办公室离六楼楼梯口很近，而且两周前换了位子以后，原来同一个楼层较为熟悉的那些人都调换到了不同的楼层，这样他们的计划就更不容易穿帮了。如果他们在实施谋杀前被撞破，还可以随时终止计划；而杀人后，已经是下班时间，公司里大部分人都离开了，想碰到人都很困难。真是天衣无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