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多年来我一直告诉卡罗琳，我之所以不能跟她结婚，是因为我母亲神经极度敏感。我母亲情绪容易激动，如今也因此(根据毕尔德的诊断)一病不起。我告诉她我母亲永远无法理解，或同意我娶一个有过婚姻而且跟我同居多年(这件事婚后势必会曝光)的女人。我说我不能让我脆弱的老母亲(其实她只是容易激动，并不是那么脆弱)受此惊吓。卡罗琳从来没有真正接受过这个理由，可是经过几年以后，她也懒得再争论了。

如今母亲即将撒手人寰。

1月30日星期四，也就是我经历地底城火灾和巴利斯的袭击后在自己床上醒来后一星期又一天，卡罗琳帮我换了衣裳，查理几乎直接把我抱上那架要带我们去火车站的马车。我平时习惯大量使用鸦片酊，有时直接整罐畅饮，这天我出门前服用的剂量比平时多出一倍，好让圣甲虫昏睡过去。

我计划维持这种高剂量，并且在母亲的小屋创作，直到她与世长辞。等母亲仙逝后，我再想办法应付卡罗琳、我脑子里的甲虫和其他问题。

搭火车前往唐桥井途中，我过度虚弱浑身颤抖。可怜的查理忍着胃痛一手环抱我，侧身坐在靠走道的座位遮挡住旁人的异样眼光。我很努力地压抑呻吟声，只是，尽管火车引擎、铁轨与我们奔驰过乡间冷空气的车厢争相发出各种巨响，其他乘客偶尔还是能听见我的叫声。如果我没喝大量鸦片酊，天晓得那只甲虫和我会制造出多么恐怖的号叫。

刹那间我惊愕地醒悟到，火车意外事故后这两年半以来狄更斯过着多么悲惨的日子，尤其在那些行程疲累又吃重的巡回朗读会期间，包括此刻正在进行的美国巡演。因为他几乎日日夜夜强迫自己搭乘震动颠簸、酷寒或窒闷、浓烟密布、摇摇晃晃又充满煤烟与汗臭的火车来去奔波。

狄更斯也有过圣甲虫吗？他现在还有圣甲虫吗？

火车晃荡前行时，我满脑子都是这些问题。如果狄更斯也有一只祖德施放的甲虫，不知事后他是怎样成功摆脱了——借由公然杀害一名陌生人吗？那么他是我唯一的希望。如果狄更斯体内还有一只甲虫怪，却学会跟它共存，维持正常生活作息与工作，那么他仍然是我希望所寄。

车厢抖动了一下，我痛苦呻吟。乘客纷纷转头察看。我把头埋进查理的大衣寻求抚慰与逃避，那湿毛料的气味让我想起小时候在寄宿学校我也曾躲在衣物间里这么做。

我写了封信给美国的《哈泼周刊》，我自认信的开头完美融合了充满阳刚气息的哀伤与专业素养：

家母病入膏肓，此刻我在她的乡间住处，除了在病榻旁陪伴她，我也尽可能提笔创作。

我继续用专业口吻提及小说的第十二章与第十三章的校对与递送。我花了点时间先是赞扬而后修正他们寄给我的插图校样。我一连串书信体叙述者的第一个，也就是总管加布里埃尔·贝特里奇，在插画家笔下穿着一身男仆制服。我告诉那些美国人这样不对，因为在他任职的那种豪门大宅里，总管都穿朴素的黑色衣服，搭配他的白色领巾和花白头发，整个人看起去就像上了年纪的神职人员。信件的结尾在我看来是相当巧妙的自我营销：

我一定会竭尽全力避免造成贵社困扰，毕竟贵社已经尽可能给我方便。我很欣慰贵社喜欢这本小说。更精彩的还在后头，如果我没记错，那应该是小说界的创新之举。

我承认最后一句略嫌大胆，甚至有点儿自命不凡。不过，根据我的构思，《月亮宝石》的失窃疑案需要连篇累牍地精准描述一个男人三更半夜在鸦片药效驱使下的行为举止，他会做出一些隔天清醒后乃至往后的日子里都不复记忆的复杂动作，最后必须仰赖某个更有自觉的鸦片使用者协助，才能找回那段记忆。我认为这种情节和题材在英国小说界确实首开先例。

至于在病榻旁陪伴母亲之余努力创作，我觉得没有必要也不适合多做说明。尽管我住在母亲的小屋里，但我很少去探视她，每次探视的时间都极短暂。实际的情况是，母亲无法忍受我待在她旁边。

早先查理提醒过我，在我离开那将近两个星期里，母亲已经恢复语言能力。只是，每当有人，尤其是我，走到床边时，她发出的那些尖叫、呻吟、断断续续叫嚷与动物般的声音实在称不上“语言”。

1月30日星期四下午，我和查理第一次去到母亲床边。我看见母亲的样貌，震惊得几乎眩晕。母亲瘦得只剩皮包骨，躺在床上那个依然歪扭的躯体几乎只是斑驳的皮肤覆盖在骨骼和肌腱上。她让我想到(我无法不做这种联想!)小时候在花园里发现的雏鸟尸体。如同那具光秃无毛、双翅收折的鸟尸，母亲暗沉斑驳的皮肤也呈半透明状，暴露出底下那些原本应该隐藏起来的组织。

她半闭的眼皮底下勉强露出的少许虹膜依然像受困麻雀似的扑扑振翅。

不过她确实恢复了发声能力。那天下午我站在她床边时，她不住扭动，收折的鸟翼拍打振动，歪扭的手腕狂乱地甩动屈成爪状的手。她也大声嘶吼。那声音既是嘶吼，也是号叫，像汽笛风琴释出惊人气压。那声音让我后脑勺仅剩的稀疏毛发全都惊吓得绞拧一气。

母亲扭动哀号时，我也跟着扭动哀号。抓住我手臂扶着我的查理一定很难受。我一进门韦尔斯太太就慌忙走避，我在母亲住处那三天，她始终躲着我。我没办法，也没有理由，跟她解释那天晚上我掀起母亲睡衣检视甲虫入侵伤口的举动。雇主无须对仆人多做解释。

我在扭动哀号的同时，也能察觉到甲虫在我脑子里来回奔走。我意识到——我确知——母亲体内有只一模一样的甲虫在回应我和我的寄生虫。

我百般无助，只能呻吟着躺进查理的怀抱。他半拖半抱地把我送到隔壁房间的沙发。我们离开后，母亲的尖叫声似乎平息了些，我的甲虫也安静下来。查理扶我坐进母亲客厅壁炉旁的沙发时，我眼角瞥见一道影子，韦尔斯太太匆匆走进母亲卧房。

我待在母亲——或者该说曾经是我母亲那个五爪抓扒、尖叫蠕动、痛苦不堪的形体——的唐桥井小屋那三天的情形就是如此。

那三天查理都在。多亏如此，因为如果没有他居间缓冲，韦尔斯太太肯定不愿意继续留在那里照顾母亲。就算查理想不通我跟韦尔斯太太为什么想方设法避开对方，一刻也不愿意同处在一个房间里，他也没问过。星期五毕尔德来到，再次宣布母亲复原无望。他为母亲注射了吗啡，让她睡上一觉。那天晚上他离开以前也帮我施打了一剂吗啡。接下来那几小时里，韦尔斯太太负责照料母亲，自己也病痛缠身的查理才总算能安安静静睡上一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