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奎因的故事
多长时间过去了，他们不知道也不关心。在这明暗不变的空间里没有日夜之分，头顶的那盏灯既是太阳又是月亮。他们坐在那里，像是变成了石头，要不是有此起彼伏的呼吸声，会让人觉得只有自己还活着。
埃勒里的脑子里翻腾得厉害。从生到死，他想了个遍；一会儿是对往事的回顾，一会儿是对未来的展望。一个又一个的谜团又开始回来啮咬他的心，并且让每个脑细胞都不得安宁，想停下来都不能。同时，他想到人的思维如此的混乱和不稳定，不禁哑然失笑：明明面对着更迫切的危机或更大的灾难，却固执地陷在相对不那么要紧的问题里难以自拔。凶手是谁对一个自身难保的人真的那么重要吗？这不合逻辑，太孩子气了。眼下应该为自己的安危祈祷，而他却在为已故的人担忧。
没办法，他最终还是放弃了自我谴责，干脆全身心地投入对谋杀案的思索之中。其他的一切先抛到一边，他闭上眼睛，任自己的思绪纵横驰骋。
等到他再睁开双眼时，似乎已经过去了一段如永恒一样长的时间，一切都没有变。双胞胎依偎在他们母亲的身边。泽维尔夫人靠在一个货箱上，头抵着水泥墙面，眼睛闭着。福尔摩斯医生和福里斯特小姐仍然肩并肩地挨坐着，没有移动。史密斯蜷伏在一个旧箱子上，低着头，裸露的胳膊垂在两条肥腿之间。惠里太太躺在煤堆上，用手臂遮着眼睛；博内斯坐在她旁边，交叉着腿，眼睛眨也不眨地盯视前方，活像个雕像。
埃勒里打个冷战，伸了伸胳膊。坐在他旁边的警官也动了动。
“怎么了？”老人小声说。
埃勒里摇摇头，费劲地站起来，走上通向门口的台阶。别人也都动起来，神情木然地望着他。
走到最顶上一个台阶，他坐了下来，拿掉一条塞门缝的布。一股浓烟立刻让他闭上了眼睛，连声咳嗽起来。他赶快再把布塞上，摇摇摆摆地又走下台阶。
他们都在听，听上面的大火在呼呼地燃烧——现在就在他们头顶燃烧。
卡罗夫人开始哭泣。双胞胎不安地挪动着，紧紧抓住她的手。
“上面的情况是不是——更糟了？”泽维尔夫人大声问。
他们都闻到了——是更糟了。
埃勒里挺了挺腰板。“注意了，”他粗着嗓子说，他们都把目光投向他这里，“非常不幸的是，我们已经踏入了鬼门关。我也说不好人在这时候应该怎么做，在最后的希望也已经破灭的最后关头。但我知道这样一点：我可不想就这么一言不发地死去，像个闷葫芦一样憋死。”他顿了顿，“你们知道，我们时间无多。”
“啊，住嘴吧，”史密斯咆哮道，“你的那套我们听够了。”
“我不这样看。至于你，我的老朋友，恰好是那种死到临头也不知道该动动脑子的人。好在你还记得你有足够的理由活着出去。”——史密斯眨眨眼，垂下目光——“事实上，”埃勒里咳嗽几声，继续说，“你现在选择的是参与到对话中来，那好啊，我急于想弄清的神秘事件和过于肥胖的阁下还是有关系的。”
“和我？”史密斯的声音变得含糊不清。
“是的，是的。你看，我们在作最后的坦白，而我有理由认为，你在去见你那位视觉器官多少有些毛病的上帝之前，心里还藏着见不得人的东西吧。”
“坦白什么？”胖男人伸长脖子，不服气地问。
埃勒里小心谨慎地看看其他人。他们都坐直了，听着听着来了兴趣。“坦白说，你压根儿就是一个恶棍。”
史密斯作势要站起来，拳头都攥紧了。“怎么，你——”
埃勒里跨步来到他的面前，用手在男人肥胖的胸脯上一推。史密斯摔在他刚才蜷伏的那个木箱上。“你想怎么样？”埃勒里居高临下地对他说，“我们在这最后的时刻是不是还要像野兽一样打一架，我的史密斯老伙计？”
胖男人舔了舔嘴唇，然后猛地抬头，挑衅地叫道：“好吧，为什么不？反正再过一会儿大家都要变成烤肉。我是敲诈了她。”他满不在乎地把嘴一撇，“那也比你现在干的事强得多，你这该死的爱管闲事的家伙！”
卡罗夫人已经停止了哭泣。她坐得更直一些，平静地说：“他敲诈了我十六年。”
“玛丽——别——”福里斯特小姐乞求道。
她摆摆手：“现在已经没关系了，安。我——”
“他知道关于你儿子的秘密，对吧？”埃勒里问道。
她倒吸一口气：“你怎么知道的？”
“这也已经是无关紧要的了。”他苦笑着说。
“他是他们出生时在场的医生之一——”
“你这肮脏的肥猪，”警官怒吼着，两眼冒火，“我真想把你那张肥脸敲烂——”
史密斯用不大的声音回了句嘴。
“他因玩忽职守，在名誉扫地的情况下丢了差事，”福里斯特小姐恨恨地说，“他尾随我们来到泽维尔医生这里，想方设法单独会见卡罗夫人——”
“是的，是的，”埃勒里叹息道，“剩下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他看了看斜上方的那扇门。他意识到，现在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一刻不停地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只要不想头顶那可怕的大火，一切就都好办。“我倒愿意给你们讲一个——故事。”他说。
“故事？”福尔摩斯医生问。
“它说的是我所碰到过的最愚蠢的障眼法。”埃勒里坐在最低的一级台阶上，咳嗽几声，通红的眼睛炯炯有神，“在我的小故事开始前，有没有什么人，比如说史密斯，先要做个告白？”
有的只是沉默。他仔细观察他们的脸，一个挨一个，不急不忙。
“我明白了，要顽固到底。那么好吧，我也要把我这最后一点儿时间用在我的工作中。”他揉了揉自己的脖颈，抬眼望着天花板上的小灯泡，“我提到愚蠢的障眼法。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整件事情先是在一个精神错乱的头脑里被谋划出的一个不可思议的阴谋，然后还是在这样一个头脑的指使下被实施的。在一般情况下，我的确不应该如此轻易地就被它愚弄了。可遗憾的是，我的确是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意识到那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什么站不住脚？”泽维尔夫人毫不客气地问道。
“你丈夫和你小叔子死时在他们手上留下的‘线索’，泽维尔夫人。”埃勒里轻声说，“后来我开始明白那是不可能的：它们过于缜密，过于细致入微，过于复杂，不可能出自马上要咽气的人的思维。正是这种巧妙的安排暴露了凶手的愚蠢。它们根本和事实及逻辑不符。实事求是地说，若不是我本人也偶然地出现在犯罪现场，那些‘线索’的意义永远也不会被参透。我这样说绝非妄自尊大，恰恰相反，因为我的头脑也像凶手一样是扭曲的，陷入反常的状态。还好，幸运的是，凶手再没有变得正常。”他停顿下来，叹了口气，“然后，就像我所说的，在我怀疑到‘线索’的可靠性之后，过了好一阵子，在这里，我又想了想——我把它们彻底否定了。在闪念之间，我看到了致命的败笔。耍小聪明的人是最愚蠢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