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协助调查 第六章
莎拉·博洛尼的公寓在一座荒凉的维多利亚式五层楼房里,它十分华丽但又已污渍斑斑的外墙就在克伦威尔路后面30英尺的地方,藏在积满灰尘的月桂树丛和几乎已经掉光叶子的女贞树丛后面。应门对讲电话旁边有九个门铃,最顶上的一个旁边只刻了“博洛尼”一个姓。他们一按门铃,门就开了,达格利什和凯特穿过门厅,来到一条狭长的走廊。走廊地板上铺了油毡,墙被涂成了随处可见的奶白色,只有一张用来写信的桌子。装着铁栅栏的电梯一次只能容得下两个人。电梯后墙几乎完全被镜子覆盖,当电梯吱嘎作响地向上攀升时,他们两个人离得那么近,达格利什几乎可以闻到凯特头发的清新香味,几乎可以听到她的心跳,但是这一切都无法驱散他开始的幽闭恐惧症。电梯猛地停了下来。他们走出电梯,来到走廊上,凯特转身去关电梯的铁门。这时,他看到莎拉·博洛尼就开着家门,站在门口迎接他们。
这种家族相似性真的很神秘。她背光站在公寓门口,就像她父亲更为纤弱的、女性化之后的样子。他们都有分得很开的灰色眼睛,眼皮都有点微微下垂,骨架都很匀称、分明,但是她缺少那种彰显男子自信与成功气概的神态。黄色的头发不像芭芭拉·博洛尼那样堆叠成一层层黄金的颜色,反而更深,更接近姜黄色。第一缕灰发已经长了出来,了无生气地挂在博洛尼锥子脸的一侧。他知道,她才刚二十几岁,但是看起来很显老,蜜色的皮肤布满了疲惫的痕迹。她甚至都没费心看他的警察证,这让他琢磨她到底是不在乎还是在小小表达自己对警方的蔑视。他介绍凯特的时候她只微微点头示意,然后就站到一边,示意他们穿过走廊,来到客厅。一个熟悉的身影站起身来与他们打招呼,他们发现自己正面对着艾弗·加罗德。
莎拉·博洛尼介绍了双方,但是并没有解释他为什么在这里。也没有必要进行解释,这是她的公寓,她可以随意邀请任何人来。凯特和他才是闯入者,最多就是受邀而来,勉强被接受、被容忍,绝对算不上是受欢迎。
经过昏暗的门厅和狭小、幽闭的电梯,他们走进了空旷又明亮的房间。公寓是由双重斜坡的四边形屋顶改造的,低矮的客厅几乎占满了整个房子的一侧,北墙则全是由玻璃组成,有一扇推拉门,外面是一个带栏杆的狭窄阳台。远处还有一扇门,可能通向厨房。他设想卧室和盥洗室应该是与公寓最外面的门厅相连的。达格利什养成了一种习惯,先把房间里自带的特征全部消化吸收,而不是急着去给出自己的评价。他觉得任何陌生人这样做都是对房主的冒犯,更别说警察了。他有时候想,一个对自己隐私极度敏感的男人居然会选择一份几乎每天都得去窥探他人隐私的工作实在是很奇怪的事。但是人们的生活空间和周围环绕的个人物品对于一个侦探来说具有不可抗的吸引力,这也是一种对个人身份的确认,除了这些物品本身非常有趣之外,也暴露出其主人的性格、喜好和偏爱。
很明显,这个房间既被当作客厅,同时也是她的工作室。房间家具很少,但是装修得很舒服。两把破旧却宽大的沙发分立在墙的两侧,上面的架子上摆满了书,还有一套立体音响,此外还有一个饮料橱。窗户前面有一张小小的圆桌和四把餐椅。面对窗户的那一面墙用软木板覆盖起来,上面挂满了照片。右边都是伦敦风景和伦敦人的照片,明显经过设计,想要表达某种政治主张:穿着过分讲究、像是要去参加皇室游园会的人们穿过圣詹姆斯公园的草地,背景里是露天演奏台;布里克斯顿区的一群黑人充满恨意地盯着镜头;威斯敏斯特学校的女王学者们优雅地走进大教堂;在一座过度拥挤的维多利亚式操场上,一个眼中饱含渴望的瘦弱小孩抓着栏杆,就好像一个被囚禁起来的流浪儿;一个长了一张狐狸脸的女子在哈罗路的一家商店里挑选毛皮大衣;几个老年人僵直地坐在只有一条栏杆的电暖炉前,粗糙的双手蜷在膝盖上,就好像斯塔福德郡的雕塑。他想,这里面想要表达的政治立场过于肤浅,并不是很重要,但以他有限的鉴赏力来判断,这些照片的拍摄技巧很高明,取景都非常不错。板子左侧的作品可能更有商业价值:整整一排知名作家的半身像。一些摄影师对于社会贫困、福利短缺的担忧甚至也体现在了她的这些作品里。照片里的男人都没有剃须,像当下时兴的那样衣着单薄,没有打领带,衬衣解开几个扣子,露出脖颈,看起来要么就是刚刚在第四频道做完了一档文学讨论节目,要么就是正要前往20世纪30年代的那种职业介绍所;女人们看起来要么备受折磨,要么摆出一副自卫的姿态,只除了一位体态丰满的祖母年纪的人,以写作侦探小说闻名。她悲伤地凝视着镜头,像是在哀叹自己作品的血腥,又像是在埋怨自己版税的预付款太少。
莎拉·博洛尼把他们领到门右侧的沙发上,自己则坐在了对面。达格利什想,这种安排可不怎么合适,大概只能互相喊话了。加罗德坐在了离她最远的一张沙发的扶手上,就好像故意把自己与这三个人分隔开来。在过去的一年里,他似乎是有意地渐渐远离政界聚光灯,现在已经不再那么经常听到他提出工人革命运动的观点,他明显更专注于自己社区社工的工作了,不管这到底是什么工作。但即便如此还是能够一眼认出他来。这是个即便在休息也注意自己姿态的男人,非常清楚自己的外形所具备的威力,但是这种威力被有意地控制了起来。他穿着牛仔裤和白色开领衬衫,试图让自己看起来既休闲又优雅。达格利什想,他简直就像是从乌菲兹美术馆的肖像画上走出来的一样:佛罗伦萨人傲慢的长脸、短上唇下有着迷人弧线的嘴形、高鼻梁、凌乱的黑发、不会泄露任何秘密的一双眼睛。他说:“你们要喝点儿什么吗?红酒、威士忌还是咖啡?”
他的语调简直带着刻意的礼貌,但是既不含嘲讽,也没有过分的谄媚。达格利什知道他对于伦敦警察厅的看法,他经常公开批判警察厅。但是这一次,他采取了非常谨慎小心的态度。至少现在他们还在同一条战线上。达格利什和凯特谢绝了喝一杯的邀请,接下来莎拉·博洛尼打破了现场的沉默。她说:“当然,你们来这里是因为我父亲的死亡事件。我觉得我帮不上什么大忙。我有三个多月没见过他,也没和他讲过话了。”
达格利什说:“但是周二下午您在坎普顿小丘广场62号。”